小产权房网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数字人文”技术研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信息化。
提要：清代伊犁锡伯营按牛录筑堡、自耕自食的生产方式脱胎于东北边疆的“官庄”，其也是伊犁锡伯营旗屯社会的原型。锡伯营在嘉庆前期兴修察渠一方面源于其农耕传统，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锡伯营在伊犁各旗屯中特殊的财务制度、锡伯营内部土地所有方式的改变和乾嘉之际伊犁河南岸的环境变化，特别是土壤盐碱化。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促使锡伯营必须通过兴建水利工程来建设新农业区，提升其粮食产量。嘉庆十四年竣工的察布查尔大渠是伊犁锡伯营标志性水利成就，为锡伯人带来了水利共同体形成、领地扩大、农业发展、政治地位提高等一系列影响，特别是察布查尔渠竣工后，借由改善新垦大片土地在锡伯人群内的分配方式，大大完善了其旗屯社会的功能。
关键词：清代；旗屯社会；伊犁；锡伯
引言
屯垦集中体现了水利与清代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成为观察本区域内“水与社会”的重要视角。清代新疆的屯垦模式大致包括兵屯、商屯、民屯、犯屯、回屯和旗屯。其中旗屯是八旗体制下的屯田系统。
新疆各城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户屯，而无旗屯，惟伊犁皆有之。
它是伊犁地区独有的屯垦体制。旗屯按营编制，各营则根据族群划分，如厄鲁特蒙古营、索伦营、满洲营等。营设总管，营下设旗、牛录，各牛录设佐领，总管之上多设由满蒙八旗出任的领队大臣。旗屯不纳赋税，自耕自食，但成员必须为国家“披甲、当差”方能获得名下土地。各营下辖的牛录(佐领)设有公仓，存储粮获。旗屯兵农合一，成为清代管理新疆、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其中，伊犁四营(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索伦四营的统称)中的锡伯营为旗屯典范，成为稳固西北边防的重要力量。
伊犁锡伯营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设立，民国27年(1938)废除八旗体制改设河南县，成为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前身，由旗屯发展为县，为各旗屯中所罕见。其在农田水利方面的成就在清代就被关注。道光时期，魏源曾提出“新疆驻防旗屯之成效可推行于畿辅及留都”。晚清时期，甚至有人呼吁将新疆锡伯营的屯垦方式推广全国，锡伯营被提升到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
但在学术研究领域，锡伯营旗屯模式并非一个独立问题，仅是锡伯族群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问题。在针对清代新疆旗屯的探讨中，也缺乏对锡伯营水利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近年来，已经有学者试图打破此现状，对伊犁锡伯营历史的研究开始突破单纯的民族史框架，从环境、社会保障、聚落形态等角度重新审视新疆旗屯，深化了学界对清代西北边疆的认识。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重新解读锡伯营在乾嘉时期水利成就的背景、原因与作用。
一、伊犁锡伯营旗屯社会的初建
锡伯人在内属清廷不久就被作为东北军屯的重要力量，锡伯人定居齐齐哈尔时已经与官庄制度相联系，成为东北边疆屯垦的主要人群。康熙四十一年(1702)锡伯部奉调进入盛京，锡伯人虽散入各满蒙八旗，但仍旧主营耕种。从事农业生产的锡伯人在清代始终是稳定边疆的重要力量之一，锡伯人进入伊犁后，建立了自己的八旗组织，进而构建了自己的旗屯社会。笔者认为，旗屯社会应有三个基本要素:成员为旗人，具有兵农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政治地位；具有营旗体制的组织方式，总管、佐领总领各类事务；授田以“披甲、当差”为前提。这些因素在锡伯人进入伊犁前后渐次具备。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原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人改隶清廷直辖，锡伯各牛录隶属于满洲上三旗。锡伯人在东北边境官庄内戍守、垦田，官庄是八旗在东北边境设立的一种体制，兵居城内，田亩围绕城堡。康熙中期之前，“官庄”在东北边疆已经较为普遍。
“今宁古塔地方地方所积官粮甚多，因地方偏僻，用粮之处极少，惟赫哲、费雅哈贡貂之际，一年所需之粮不过三百石，对此五庄所种之粮绰绰有余”“以黑龙江地方为极边地方，蒙皇上为生民尽力筹划，筑城驻官兵……或齐齐哈尔、伯都讷地方均将筑城驻官兵”。
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归入满洲体系时，就与官庄结合:
齐齐哈尔地方设十庄，若由盛京官庄内移置，则相距遥远……顷由宁古塔将军佟保提请，将移驻伯都讷、乌拉之锡伯、卦尔察三千兵之附丁六千名，留附丁三千名，使三千名附丁种田，征收官粮。
其生活方式被清廷规范为“修建房舍、开垦种田”。官庄所种田地皆为“官田”，耕种者虽不纳赋税，但对土地并没有产权。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廷以“计丁征粮”进一步控制锡伯部。锡伯“脱蒙入清”之初，康熙帝保留了锡伯社会中原有的官员名号，并发给俸饷。
先前锡伯、卦尔察等在科尔沁时，赋役繁杂。而今，伊等并无纳赋之事。
但当锡伯人与黑龙江“官庄”结合完成之后，清廷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开始了对锡伯“计丁征粮”，每丁每年要缴纳五金斗粮食。被征收的粮食被集中到齐齐哈尔专仓储存，由黑龙江将军管理，但征粮细册需要上报户部备案。
户科抄出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题称:据齐齐哈尔协领玛齐呈称，本年锡伯附丁一千二百名内…每丁以五金斗计…将此咨文黑龙江将军，将此所征收细粮妥善谨存，务使霉烂，若有用处则用之，并将所用之数报部可也。
在进入满洲之后，锡伯的农业生产传统很快与清政府的边疆治理联系在一起，成为稳定东北边疆的一支力量。康熙四十一年(1702)，锡伯人被迁往盛京，其原有的牛录被拆散，散入满洲八旗与蒙古八旗下的各牛录中，在盛京的锡伯甲名下已经有土地。
窃查，乾隆二十九年自盛京携眷移驻塔尔巴哈台之锡伯兵一千名，伊等之随缺地共有七千垧。三十一年清查浮多地亩案内，将伊等所遗之地，皆均匀分给众兵丁。
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廷调遣锡伯人戍守伊犁之前，对锡伯的旗人属性重新强化。首先，乾隆二十四年(1759)推翻了雍正时期锡伯人授职不过骁骑校的“旧例”，将锡伯与满洲一体委用:
按旧例，凡卦尔察、锡伯等咸不委仕，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视其效力，施恩而仕者有之。今锡伯、卦尔察等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不可仍溺于旧例，著施恩均一体委用。钦此。
此举提高了锡伯人在八旗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其次，从乾隆十四年(1749)开始，清廷通过一再禁止锡伯与汉民通婚，重申了锡伯人为八旗的身份。这一做法本不是针对锡伯人，其初衷为制止关外满洲、蒙古、巴虎尔、锡伯等人群的汉化，但在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三十三年(1768)数次禁止八旗的汉化，的确起到了强化锡伯为旗人的效果。
锡伯人自身营旗体制的建立则在进入伊犁后完成。乾隆二十九年(1764)，1020名锡伯兵和3275名家属奉命前往伊犁戍边，乾隆三十年(1765)5043名锡伯男女老幼到达伊犁绥定(今霍城县)。
“今看得，锡伯兵不会游牧……察其情形，早弃蒙古之生计”“洗伯(锡伯)之力农也，男耕女织，终岁勤俭，兼善编制之技，箕筐之具，皆擅其利。而居家仪礼亦淳朴可嘉”。
此时进入新疆的锡伯人已经是一个定居农业人群，拥有非常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入伊犁的锡伯、索伦、察哈尔等部最初各被编为一昂吉，各昂吉下设六牛录。乾隆三十二年(1767)，锡伯营、察哈尔、索伦各又增添了两个牛录，各牛录之上置一旗，仿满八旗正、镶八色方法配置八旗，并授予了伊犁四营不同于满洲八旗的纛旗系统。“外八旗”形制下的锡伯营八牛录制度正式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38年。
总体来看，乾隆十四年(1749)强化旗人身份、乾隆三十一年(1766)锡伯八旗体制的建立以及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的“披甲授田”制度，奠定了伊犁锡伯营旗屯社会的基础。
二、锡伯营兴修察渠的原因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锡伯营被计划置于伊犁河以南(即今天新疆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北部)之后，锡伯营军民一方面执行着守卫卡伦、巡查边境的任务；另一方面，其内部也发育出了水利共同体，完善了八旗体制下的区域社会功能。
锡伯营最初被安置于伊犁河南岸。
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迤西，至豁吉尔巴克一带，田腴水足。
从“绰豁罗拜兴”这个地名分析，“拜兴”即蒙古语“板升”，在锡伯营进入伊犁河南岸之前，已经有蒙古人在此经营农业。锡伯营所处之地东、北、西三面临伊犁河，是伊犁河南岸一片水源充足、地势平坦的土地。伊犁河在此处有一个向北凸出的拐弯，从乾隆中期至道光年间，伊犁河在此处不断向北摆动，从而在伊犁河南岸造成广大的漫滩，所谓“田腴水足”指的正是这一地貌特点。
在锡伯营之前，伊犁将军曾数次尝试修渠引水，提高当地屯垦的农业生产能力。如，
乾隆二十九年……于回屯之东，开筑新渠，因地势较高，未就绪而罢；三十七年，又设法引水，为土尔扈特屯田，不一二年亦罢。
这些无果而终的工程尝试基本都是伊犁军府自上而下为当地屯田营建水利，但效果并不理想，可见在传统时代，政府命令本身也并不一定能实现较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
锡伯营的水利成就恰恰不是在政府命令下进行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锡伯营进入伊犁河南岸之初，各牛录建有城堡一座，牛录档房和军民主要位于城内，田地在其外围，这一形制就是东北边境的“官庄”。筑城屯兵、耕种储粮，是清朝在边境地区的惯常做法，因此，伊犁锡伯营是清代戍边体制的一贯延续。此时锡伯:
镶黄、正白二旗驻豁吉格尔，正红旗驻巴图蒙柯，引用泉水灌溉；镶白旗驻绰豁罗、正黄旗移驻塔什布拉克、镶红旗移驻厄尔格穆托罗海、正蓝旗移驻绰豁罗之东、镶蓝旗移驻绰豁罗之西，俱引用河水灌溉。
乌珠、依拉齐、堆齐三个牛录依靠泉水灌溉，其他五个牛录都需要依靠河水灌溉。此处的河水主要是绰霍尔河(也作绰豁罗、绰豁尔、绰合尔、乔库尔等)，锡伯营在绰霍尔河边营造了灌渠。
“绰合尔渠，锡伯营旧渠”“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锡伯营官兵千，驻防伊犁河南岸。去河数里，旧有一渠，东西长二百余里”。
绰霍尔河以及引绰霍尔河水的绰霍尔渠是锡伯人最重要的农田水利设施。但由于当时八牛录灌溉水源不一，各牛录在水利诉求上存在差别，此时，锡伯营尚未在水利上结为共同体。
锡伯人在东北故地时，“锡伯米”已经见于史料。而没有一定的农田水利技术，基本不可能培育出稻米。锡伯族具有农田水利传统，但到达伊犁后，在财政制度、成员生计和环境变化的作用下，锡伯营的水利营建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乾隆收复新疆之后建立起了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开支皆列为“军饷”，主要靠内地“协饷”。但其中盐菜银的筹集则主要在当地进行，盐菜银是一类军事津贴，专门发放给奉命在野外进行军事行动的官兵，当兵事完毕，此项银两也就不再支给。驻疆各类官兵的盐菜银主要由当地筹集，而不是由内地输入。乾隆平定准噶尔之后，清政府在全疆的税收力度比内地要小，在疆百姓的税收压力比较轻。如此一来，盐菜银的供给往往出现短缺。可见，作为锡伯营饷银主要构成的盐菜银并非总能足额供给，如乾隆五十八年:
伊犁将军保宁奏，从前移驻伊犁之锡伯、索伦、察哈尔兵丁业经三十年。户口滋生。倍加往昔。其察哈尔、索伦兵丁等，均有赏给滋生银两。惟锡伯仅存盐菜银滋息，不敷支用。
《伊江汇览》也存在同样的记录，摘录如下:
锡伯营
照料总管一员，月支盐菜银十五两，口粮三百九十斤
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每员岁支俸银一百零五两，茶十二斤
卡伦侍卫每员月支盐菜银二两五钱，口粮六十斤，茶一斤
索伦营
总管一员岁支俸银一百三十两，茶十二斤
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每员月支俸银一百零五两，茶十二斤
云骑尉一员岁支俸银四十二两五钱，茶十二斤
骁骑校八员，每员月支俸银五两，茶一斤
察哈尔营—左翼
总管一员，岁俸银一百三十两，茶十二斤
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每员岁支俸银一百零五两，茶十二斤
卡伦侍卫三员，每员月支盐菜银二两五钱，口粮六十斤，茶一斤
察哈尔营—右翼
总管一员，岁支俸银一百三十两，茶十二斤
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每员岁支俸银一百零五两，茶十二斤
八品官一员，岁支俸银二十两，茶十二斤
上三旗厄鲁特营
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每员岁支俸银一百三十两，茶十二斤
下五旗厄鲁特营
副都统职兼总管一员，岁支俸银一百三十两，茶十二斤
副总管二员、佐领十员，每员岁支俸银一百零五两，茶十二斤
在四营总管中，只有锡伯营总管每年所得是“盐菜银”。由此而言，盐菜银确实是锡伯官兵的重要饷银，而盐菜银的筹集方式使得其供给时有短缺。乾隆末期，四营都存在财务短缺的现象，但比较而言，锡伯营的财务问题应该更为严重，其他三营往往能得到政府的财政照顾，锡伯营却得不到这类照顾。如乾隆五十九年，伊犁将军保宁奏请，一次性借给察哈尔营三年钱粮六万八千两，交商生息。
谕军机大臣曰、保宁奏、伊犁察哈尔兵丁生计稍艰，请借给三年钱粮，共计六万余两，分作十五年扣还。如蒙允准，即照伊犁满营存公马价之例办理，交与陕甘总督，转解陕西、山西、河南，发商一分生息等语。已另降清字谕旨竟行赏给，不必借支扣还矣。此项银两若由伊犁运至内地解送，既不免劳费且为数无多。陕甘省分尽可发商生息，不必转解河南、山西等省，徒滋烦扰。甘肃地方清苦，陕西殷实商人甚多。著传谕勒保、秦承恩、即于西安藩库内动支银六万四千八百两，发商一分生息。将所得利银每年于拨解饷银时，搭解前往。以为贴补伊犁察哈尔兵丁公用。该督抚务须妥协经理。俾商人藉沾余润，而兵丁生计益资宽裕。将此并谕保宁知之。
这类财政上的照顾没有加于锡伯营。
至嘉庆前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在整个新疆已经非常发达，粮食、蔬果、棉花等作物都有商品化种植，乌鲁木齐等城市已经成为“甲于关外”的繁华市镇，伊犁本地的惠远城也是“商贾辐辏”，商品经济大为发展。这为锡伯营解决财务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将卖粮所得白银发商生息，以解决饷银不足。
伊犁将军保宁奏……惟锡伯仅存盐菜银滋息。不敷支用。请将余存节年粮米二万二千余石。除留一年口粮外。趁价变卖。可得银一万两。著落本处同知。交殷实商人作为滋生银两。得旨、甚是。
锡伯营对于粮食生产具有更强的迫切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收获，则无法依靠变卖粮食获得足够的饷银。而扩大耕地面积、修建更完善的水利设施则无疑是当时增加粮食产量的最好方法。
除了锡伯营因财务制度而需要扩大粮食产量之外，伊犁河边绰霍尔渠一带的环境变化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锡伯营人口的增加，原有土地开始紧张，而在此时，土地资源退化加剧了这一状况。察渠修建之前，除了乌珠、依拉齐、堆齐三个牛录依靠泉水灌溉之外，其他五个牛录都需要依靠河水灌溉，此处的河水主要是绰霍尔河，绰霍尔河(也作绰豁罗、绰豁尔、绰合尔、乔库尔等)及引绰霍尔河水的绰霍尔渠是嘉庆年间图伯特修建大渠之前锡伯营最重要的农田水利设施，但其灌溉范围内的土地盐碱化使其失去了应有作用。
纳达齐牛录和察渠渠口建有图公祠，图公祠是锡伯人纪念图伯特的重要场所，他们在祭祀活动中产生了碑文、祭文等材料，但目前清代材料只有三篇存世。永志坚先生等在20世纪末修复、翻译了这三份珍贵的史料，其中《道光元年二月正黄旗佐领德克精阿等献图公颂辞》记录:
吾侪甲兵千名，自盛京移驻伊犁，虽通力耕种而收获不丰，衣食渐整，且生齿日繁，遂陷于困穷。乾隆五十七年，呈闻于大学士将军公保宁、领队大臣德明阿，经权衡利弊，允准分地自耕。自此俱各勤于农耕，生计稍有起色，皆感恩戴德焉。历经数载，田地复碱薄，谷粮又歉收焉。
乾隆五十七年，锡伯营废除了土地公有制和“公同伙种”的生产方式，转而进行“分地自耕”。
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使锡伯人生活有所好转，但此时土地的盐碱化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在干旱地区，由于不合理灌溉而引起土地盐碱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传统农业时代，干旱区的渠道基本为土质，这类渠道难以避免下渗，由此造成地下水上涌，形成田地积水。而干旱区强烈的蒸发作用将积水中的盐分留存于耕地上，由此造成土地盐碱化。乾隆嘉庆时期，已经拥有“世业”的锡伯人面临土地退化的严峻挑战，开发新土地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法。
总体来看，至乾隆末期，锡伯营对于粮食产量的追求越来越迫切，而新修灌溉渠进而垦辟更多土地是获得农业高产的唯一办法。“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锡伯营官兵千，驻防伊犁河南岸。去河数里，旧有一渠，东西长二百余里。渠北地隘，虑在无田；渠南阻崖，患在无水”。
伊犁河南岸的开发首先要解决引水问题。嘉庆七年至十四年(1802—1809)，锡伯营总管图伯特领导锡伯军民修察布查尔大渠(以下简称“察渠”)，其实是解决锡伯军民生计的重要手段。察渠引伊犁河水西流，伊犁河南岸的大片土地得到灌溉，形成了今察县灌溉农业区的主体部分。
三、察渠对锡伯旗屯社会的影响
察渠修建的过程在已见史料中记述都较为简略，这一现象可能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锡伯牛录档房保留了大量锡伯营日常生产生活的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大部分于20世纪30年代毁于火灾，仅有少量幸免；另一方面，察布查尔渠并非在伊犁将军府主导下进行的工程，自然也难以在伊犁将军府的档案中保留其工程兴修过程的记录。因此，察渠修建过程虽然非常重要，但史料的缺失使得这一问题难以展开。
察渠竣工后，锡伯旗屯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较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各牛录驻地向察渠集中
据锡伯人内部流传的说法，锡伯部南渡伊犁河时被分为数批，一、三牛录为首批，第二批为四牛录，第三批为五牛录，六牛录、七牛录、八牛录、二牛录分别为第四至第七批。先过河的牛录居于伊犁河上游，后过河的只能往东寻找居住地。这只能说是当地流传的故事，为各牛录的布局构建依据。实际上，以往研究已经明确锡伯八牛录在清代民国期间多有迁徙，结合文献记录、实地调查与地名调查，本文恢复了各牛录的迁徙过程。其中一些关键性地名确定如下:
堆齐牛录: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今舍里尕善村(即巴图蒙克，又名佛营)筑堡定居，道光二年(1822)北迁至今地。
孙扎齐牛录: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今绰霍尔托博(即绰豁罗)定居，次年迁佛尕善(今六十八团)，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1892—1893)迁今址。
纳达齐牛录: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今达尕善村附近筑堡，道光时期迁至今安班巴格村以西，光绪三十四年(1908)迁至今址。
扎库齐牛录: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今阿吉尕善筑堡，道光八年(1828)迁至今处。
寨牛录: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今佛尕善以北筑堡，道光年间迁徙至今老城村(原寨牛录佛尕善遗址)，民国二十六年(1937)迁至今址。
其余乌珠、依拉齐、宁古齐三牛录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之后就未发生迁移(宁谷齐牛录于1965年改为苗圃，今察县有“宁楚尔”地名，原为宁古齐牛录水磨所在地，“宁楚儿”为宁古齐牛录的锡伯口语化表达)。
在新疆的许多地区，聚落随渠道变化而变化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比如库车绿洲中的渭干河水系，渠系变化往往引起村落移动。从各牛录的迁徙情况来看，逐渐靠近察布查尔渠是一个总体趋势，这为锡伯营旗屯社会构建水利共同体提供了地理基础。
(二)水利共同体的形成
水利共同体对于锡伯旗屯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具有时代分水岭的作用。在察渠修成之后，各牛录在空间上开始向察渠靠近，与此相伴随的，就是构建水利共同体。其中寨牛录和纳达齐牛录的做法最能体现水利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哈奋木旦”传说。“哈奋木旦”锡伯语义为“防御湾”，这一传说的大致内容为察渠竣工后不久，向西流过寨牛录以北，由于渠道北部是一片台地，流水在流经其地时在渠道内向南冲刷，容易在南岸造成决堤。一天渠道突然决口，这时寨牛录的一名防御率领军民抢险堵口，但因决口处水流太猛，不幸殉职。而这次决口也迫使察渠在寨牛录段向南改道，防御牺牲的地方遂被命名为“哈奋木旦”，锡伯民众有“哈奋木旦”节，即以永远纪念这位英勇的锡伯防御。
纳达齐牛录乡对图伯特晚年的赡养。纳达齐牛录则流传有一则晚年赡养图伯特的故事。今纳达齐牛录东侧原有一地，名为“安班巴格”(锡伯语，意为“大臣家院”，现为察县良种繁育场)，当地人解释“安班巴格”为图伯特因修渠有功，伊犁将军松筠赏其土地千亩，纳达齐民众遂在此为图伯特建宅邸。图伯特因腿疾致仕后，就在“安班巴格”定居直到去世。这个说法在历史上还被不断累加，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纳达齐牛录北部修建了“图公祠”(“破四旧”时期被毁)。现在，纳达齐牛录民众还坚持认为图伯特的真正直系后裔是村中的“赵”氏家族。
今寨牛录所主张的“哈奋木旦”位于一片高地上，察渠不可能由低处修至高处，“防御湾”即便确实存在，也不应在此处。“哈奋木旦”发生在察渠竣工后不久，但此时寨牛录尚在绰霍尔灌区，且锡伯营的“防御”一职设立于道光八年(1828)，此时察渠已经竣工近20年，“上谕:德英阿等将伊犁锡伯部新增兵内添设前锋四十名及锡伯、索伦二部添设防御八员”。
综上，一位寨牛录的防御官在察渠竣工后不久于此抵抗洪水，基本不太可能出现。
根据《锡伯营职官年表》和图伯特履历记录，图伯特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出任镶蓝旗(扎库齐牛录)骁骑校，嘉庆三年(1799)九月十一日由正黄旗(寨牛录)佐领升任锡伯营副总管，次年晋升为总管。关于图伯特旗籍，肖夫先生持正黄旗说，佘吐肯、佟加·庆夫等皆认为图伯特为正蓝旗。但他们皆认为图伯特晚年定居于寨牛录(正黄旗)，并于道光三年(1823)在此去世。图伯特去世时，纳达齐牛录尚在今佛尕善，赡养图伯特理当就近，为何要将图伯特安置在离驻地四五公里之外的地方?且正式史料中从未见图伯特个人授田的记录，再加上前文所述图伯特实际在正黄旗(寨牛录)养老并去世，因此，纳达齐牛录关于自己与图伯特本人的一系列说法其实是当地人的历史建构。
那么，寨牛录与纳达齐牛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故事呢?八个牛录在地理空间上进入察渠灌区，在锡伯营既有的旗屯组织前提下，形成了旗屯之下的水利共同体。分析察渠的地理格局也可以发现，察渠结束于最西端的乌珠、依拉齐二牛录，即:
锡伯营大渠，由伊犁大河引水……分饮八处牛录屯田，无余水。
这一设计体现了察渠本身就为锡伯营各牛录形成水利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寨牛录与纳达齐牛录迁入察渠灌区都在道光年间，是八个牛录中最后进入察渠灌溉范围内的牛录。“哈奋木旦”与纳达齐赡养图伯特的故事其实都不是历史真实情况，而是这两个牛录为了进入察渠水利共同体而建构的故事，以便自身能够融入察渠体系。水利共同体的形成，使得锡伯营在原有的氏族血缘纽带、八旗组织纽带之外，又形成了独特的八旗制度下的水利共同体。
(三)锡伯旗屯社会的完善
锡伯营中“披甲”方能获得耕种田地、分配粮饷的资格，进而在锡伯社会中获取位置，闲散人员并不能获得土地。至乾隆后期，锡伯营土地资源已呈现紧张状态，自然也不会有多余田地授予闲散人员。乾隆末年，这一问题已经广泛存在于伊犁四营中，给边疆驻屯的稳定带来隐患，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伊犁将军保宁等上奏:
伏思，新疆兵丁生计至关重要，理应替其筹划利益，适时通融办理。查得，锡伯、索伦、察哈尔等移驻伊犁业已近三十年，仰赖圣主鸿富，人口渐次繁殖，较移驻初期成倍增长。伊犁地处边陲，年老年幼者皆不可选取披甲。惟其无钱粮，又不能种田，无业赡养之鳏寡孤独颇多。
这样的现象如不加以解决，将会导致旗屯整体贫穷，其社会秩序可能因贫弱无依而出现混乱，进而削弱边疆驻军的战斗力。
察渠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锡伯营的经济基础，据《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记载，察渠为其两岸新增土地七万八千七百零四亩，仅锡伯营中的兵丁就每人分得六十亩土地。此处我们对比一下同期其他屯丁、屯兵的分地规模:
“嘉庆七年，分惠远、惠宁二营，移热河、西安、宁夏、凉州、庄浪各满兵驻之，一兵分地三十四亩”“嘉庆十四年……臣松筠传集闲散壮丁二百名，每名日给面二斤、银四分，在于公地之南，绘图筑堡穿井……堡内议住闲散壮丁百户，每户盖房三间……授田三四十亩”。
比较之下就可以发现，察渠为锡伯营带来了多么丰厚的一笔土地财富，其他兵丁所分土地只有锡伯兵丁的1/2左右。
除了察渠本身带来了大片可耕地，锡伯营区范围也有所扩大。
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逐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新渠东北有积水潭，广数里，环潭皆回民田。将军松筠因新渠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亩界，锡伯屯之界遂东移。
此处所谓的“积水潭”应该指的是今察县米粮泉回族自治乡伊犁河南岸地下水露头所形成的沼泽地。察渠竣工后，锡伯营的屯垦成就得到了伊犁将军的肯定，这一辟地也正是在伊犁将军的首肯下发生的。土地和水是新疆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每个人生活条件改善的前提，经济条件的改善为锡伯营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察渠建成之后，图伯特分配田亩的做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他在锡伯社会中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其土地分配方式完善了以军事为前提的锡伯旗屯社会，为不能披甲的锡伯人提供了必要的照顾。分配方案如下:总管四百亩、副总管三百亩、喇嘛寺庙香火地四百零四亩、佐领二百亩、兵丁六十亩。为闲散户口、退伍官兵等拨给土地，每旗一千八百亩。伯特分给每旗一千八百亩田地，专门拨给闲散户口和退伍官兵用以生计，这是对传统旗屯社会“披甲授田”的改善。此外，给予喇嘛庙香火田地也是一种照顾锡伯子民生计的措施。
各牛录中体弱有疾，不合挑选披甲当差之闲散西丹，陆续选为喇嘛。
做喇嘛成为锡伯社会中体弱者的一项重要生计。至嘉庆时期，喇嘛数量已经由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十余名增长为五十多名。赐给喇嘛庙香火田地，也就让这些不能披甲当差而去当喇嘛的锡伯人有所赡养。乾隆末年，伊犁四营中不能“披甲”者、鳏寡孤独者的生计问题已经引起了伊犁将军府和乾隆帝的关注，乾隆五十八年(1793)，伊犁将军保宁的想法是通过“出售粮石，将此项银两交同知衙门，交给可靠富商，仍照旧例，每两滋生九厘息银，所得息银酌给该营鳏寡孤独者作为养赡之费”，锡伯营划出专门土地用于赡养弱势群体，实际上对保宁的方式是一个重大改善。
旗屯作为边防组织，其存粮是边境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托，当然不能轻易出售，保宁所提的方法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专门拨出一部分土地的做法相对而言确实是经久之计，既保证了旗屯社会的稳定，为不能“披甲”者解决了生计；又不影响旗屯储备军粮，以备边防不时之需。图伯特分地方案极大地完善了锡伯营旗屯的社会功能，而此项措施实际上令锡伯兵丁无后顾之忧，对边疆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结论
在伊犁河的浸润下，地处西北边陲的伊犁成为宜农宜牧的乐土，这是锡伯、汉、回、维吾尔、蒙古、哈萨克等众多兄弟民族在这里共同建设家园的结果。锡伯营先民在此处屯垦戍边、艰苦创业，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更是各民族建设边疆的典型代表。
嘉庆十四年察渠竣工，使锡伯营的耕地资源大为增加，其农业经济基础因此得到改善，锡伯营军民能够在边疆地区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方能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但仅有经济基础仍不够，锡伯营的旗屯性质导致了其军队特性，在军队体制之下，还应完善其社会功能。图伯特分配察渠土地的方案优化了锡伯旗屯社会的运行机制，解决了乾隆末期已经比较严重的锡伯旗屯社会的“贫弱”问题。
至道光时期，锡伯营各牛录已经形成了水利共同体，在强化血缘纽带、军队纪律的同时，增加了水利因素，共同构成了清朝西北边陲地区旗屯组织下的水利社会。这是锡伯营存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民国时期锡伯八旗体制被废除后，政府维系锡伯人群与国家的重要因素。而在边疆地区，维系当地人群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维系不同人群间的关系成为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在治理边疆时，除了要注意在制度上的建设外，当地人群自身社会功能的优化也是边疆能够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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