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谈深圳小产权房(《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书评)-小产权房网

2月No.4

《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温铁军）21.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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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

现代人顺着家谱往上倒3代，基本上都是农民，这是我们共同的根。所有那些，在农民面前自命不凡、拥有不知从何而来的优越感的人，基本上都比较肤浅。

少有一本演讲录，能把建国以来以至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农村与城市二元结构的演化史、弊端、教训，以及全国几代农民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说得清楚的。

这是一个少见的、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精神，不惟上不惟名不惟权只惟实的实践者和蹚雷者的演讲集。

一个原本的三农问题专家，因百折不挠地寻找三农问题的解法，进而涉足政治经济思想理论领域的求真求知务实的学者。

如今与温铁军教授同级别的大V很有几个，但少有不唱赞歌、能独立于组织之外深刻思考，且有真知灼见、发出振聋之声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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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

⑴我们现在很多提法只要拿到发展中国家一衡量，就会发现都是问题。因此我才觉得，作为和这个国家一起长大的一代人，我们应该趴下做年轻人的垫脚石，让他们走过去。我们能提供垫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反思，是我们的解构，是我们对这一套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话语的认真思考。

⑵大家现在在书本上学的、大学里教的东西，可能连这点起码的反思精神都没有。等你们出来工作了，到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你们所感受的东西，可能和书本上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时你们也可能会这样痛苦地反思。那还不如我们先把我们已经经历的东西、能反思的东西先做反思，然后告诉大家，让你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不至于到时候麻烦成堆、教训成堆，再想调整已经很难了。

⑶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两个极端的东西都不可取，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辈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谁能翻译俄文，照俄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是学术权威，就是博士生导师。今天，谁能翻译英文，照英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还是学术权威，是博士生导师。我们难道这样就算进步了吗？我的父亲就是在大学教书的，我就觉得他们那一代人挺可怜的，从来没有跳得出来。今天看看我的同辈，我觉得也挺可怜的，甚至更可怜，因为他们甚至不想跳出来。为什么呢？利益已经决定了思想，他们只有这样干，才能得到职称，得到房子，得到博士点，才能到处去挣讲课费。那是他们的谋生之道。

⑷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只能以西方的经验过程为基础才是科学，在中国则很难说是科学。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不能再进行两三百年的殖民扩张，再杀2亿人；第二，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在人口大规模移出以后，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的科学技术路线；第三，人口与资源过度紧张这种基本国情矛盾必然对国内制度构成制约，搞得我们在是否照搬西方的制度这个问题上进退两难了上百年。19世纪中叶的洋务派先驱者们只能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0世纪初的慈禧太后把“引进器物”改变为“引进制度”；也不过让10年后的胡适博士总结出“全盘西化”的理论，中华民族付出巨大学费，结果只是“邯郸学步”。100多年了，中国人汲取了大量教训，终于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的水平。

⑸在财政体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是有绝对权力的。因为，各个部门的资产都是全民积累的，是农民、工人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这个国家从一穷二白、完全的农业国发展到70%以上的产值来自工业，发展到改革开始时国有工业固定资产达1000O亿元，这是全中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中央政府代表全民有绝对的财产权力，甚至连各部门的人都认同这是国家的财富。

但财政改革使各部门突然有了收益权；从收益权就开始转成财产占有权，因为收益权来自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于是，就开始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其实，权力份额最差且最无资本利润可占的是农口部门，因为农民把财产先分包到户了，人民公社也解体了，农口各部就成了几乎没有资产可供垄断占有的政府部门。

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现象导致了后期的部门垄断资本形成。现在所谓的“块块之争、条块之争”皆起源于此。因为每一个条条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所以就有了部门之间出于利益在决策上反映不同意见，进而再让人大通过部门为自己起草立法并予以合法化的情况。这就使部门利益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部门垄断资本形成也是中央调控失灵、“设租寻租”型政治腐败泛滥，陡然加大制度变迁成本的直接原因，只是人们对此无可奈何罢了。

⑹一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结束，各产业门类之间日趋频繁的交换便产生出日趋明显的不同利益，国家资本的公有制形式和内容即演变为各个国有单位依据事实上占有的不同国家资本份额享有不同的资本收益，从而造成社会收益分配差别化的部门资本。

部门资本的受益主体是政府部门自身，而这些部门并不是付出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为了维护其所有权的合法性，部门资本所派生的既得利益者阶层一方面必然加强政治强权，形成官僚集权政体；另一方面则必然强调“既得利益者所有制”的合理合法，维持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

如果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认识到：这种资本形式包含的产权关系不仅是最模糊的，而且也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东方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长期不景气、财政包袱沉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甚至社会动乱等现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这种产权关系为内容的所有制和以这种所有制为名的企业资产，在任何主义、任何制度、任何国家中，尚无成功运转的先例。

⑺20世纪70年代，我们经历过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先后去世，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等重大事件。那时，真正在思想界引起相当反响的，是1979年那篇题为“社会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的文章，史称“四签名”，是指有四个青年人敢于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签出来，发表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人们的讨论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相当多的问题还在他们当时提出的思想框架中。这篇“四签名”的文章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中间是有长期影响的，其中一个签名的，就是在政坛上比较活跃的北京现任代市长王岐山。

⑻从2001年算起，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承担农民社会保障的这个基本功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不可能直接承担8亿多农村人口的基本保障，这也是不可逆的制度条件。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土地定义为生产资料，而要把土地定义为社会保障资料。

⑼要想说清财政支农，首先要把概念搞清，这里的支“农”，不是指农业，而是指“三农”。朱镕基也多次讲，他最搞不清的问题是“三农”，最对不起的是农民。政府最没有把握的、最没办法的，也是“三农”问题。

⑽这20年的“财政支农”政策可以使人得到以下几个印象。第一，实际上是部门在分配资金，在养人，而没有真正用于支农。第二，财政税收政策的改变，实际上迫使原来就有提供公共品性质的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也放弃了对“三农”的基本保障作用；财政不保证农村的公共品这块开支，才导致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出现一系列冲突和问题，才出现“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第三，最近的国债政策加大了对城市的投资力度，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扩大，是政府转嫁矛盾的结果。

⑾股份合作制的发祥地，就在山东周村试验区。周村的股份合作制并不像西方那种私有制，而是集体经济的不同实现形式，农民作为成员对集体经济的财产收益权，是通过股份合作制来实现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制的论述，首先要承认农民的产权，才能够形成集体的产权。周村股份制改革是“先有长行村，后有王村镇”。就是集体经济的所有权维持不变，把价值形态的财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

长行村是1984年大包干的时候，就把当时集体积累的几百万元固定资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王村镇1992年把镇办企业资产按各村村民代表大会代行股东代表大会的形式，让村集体按股占有乡镇级企业的资产，这就解决了镇级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所以，周村人的创造有全国意义，甚至有世界意义，解决了中国式的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同时又兼顾个人财产权利的难题，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