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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国斌

廖益娣接受采访

廖益娣1935年12月出生于南康西华乡稍江村，被收养做童养媳，小时候帮助家婆打理小生意和家务。解放后先后在南康县多家餐厅做服务员、配菜师傅。担任过县饮食服务公司妇女主任、餐厅负责人、县工商联蓉江分会委员。

在贫困辛酸中度过童年

廖益娣出生于农村，祖辈务农，家境贫穷。她出生时也正值国家内忧外患，国内时局动荡，国共连年战争，日寇加紧侵华，战火遍及城乡。

在当时的赣州农村，农民要遭受政府征劳征粮、乡霸盘剥欺压等许许多多的劫难，再加天灾频发，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往往还是赤贫如洗。廖益娣的家庭同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家庭一样，日夜耕作还是家徒四壁，一家老小食不果腹，廖益娣的童年在饥寒中日复一日。

等廖益娣长到记事的时候，她的父母为了减少一个人的口粮，四处托人把她送出去做童养媳。“由于家里穷，姊妹多，我父母总想着把我送人，终于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南康县城一户姓钟的人家领养了我，做了他们家大儿子的童养媳。”廖益娣说。

在我国旧社会，童养媳现象非常普遍。许多童养媳往往就是到领养人家做奴婢，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受到苛刻的管教，长到十四五岁就要被迫同领养人家的儿子圆房结婚。廖益娣说，她胆战心惊地来到钟家，被迫在一个陌生的人家开始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控的生活，既恐惧又懵懵懂懂。

廖益娣回忆，她的家公钟运波和家婆林观秀在县城做着小生意，她是家婆林观秀看中领来钟家收养的。她到钟家后就帮着家母在街上摆饭摊，吆喝着做生意。那时民生凋敝，非常穷困，饭摊的生意很清淡。

收摊后，廖益娣还得拖着疲惫稚嫩的身体在钟家帮着带小孩，做里里外外的家务，侍候公婆，起早贪黑，丝毫不敢偷懒。家公很严肃，还好她的家婆很喜欢她，对自己很好。

不顾家公反对参加扫盲

1949年赣州解放时，廖益娣14岁。这时的她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是钟家在生计和生活上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加上自小吃苦耐劳，经风历雨，廖益娣比同龄的孩子还要成熟一些，贤淑温顺的外表里有着自己的个性和主见。

新中国的成立，廖益娣同亿万底层穷苦人民一样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妇女得到彻底解放，与男子一样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廖益娣亲眼看到许许多多的男女青年为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国家建设积极投入到各种活动中，特别是轰轰烈烈开展的扫盲运动培训班让她心生向往。

历史显示，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1950年党和政府召开的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开展扫盲教育。1952年5月，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政府在工厂、农村、部队、街道等单位开办了各种类型的扫盲学校和扫盲培训班，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学习中。廖益娣深受这一气氛的熏染和鼓舞，她决定向家公家婆提出自己进扫盲班学习文化的愿望。

“由于出生时家里就很穷，后来又做童养媳，我没有读过一天书，大字不识，自己很羡慕有文化的人。解放后，政府开展扫盲学习，我周围很多人都参加了，他们兴高采烈，积极性很高。当时我十五、六岁的年龄，对新生事物很好奇，也很向往，于是我就回家向家公提出参加文化学习班的想法，但立即遭到了家公的反对。家公认为一个女人应该安分守己操持家务，不要在外抛头露面。我坚持了自己的要求，向家公保证晚上学习，白天不耽误打理生意和料理家务，而且取得了家婆的支持。”廖益娣笑着说，家公没有办法让她进了夜校学习班。她学习刻苦，记忆力非常好，领悟能力也比别人快一些，成绩很优秀。

就这样，廖益娣白天在钟家忙里忙外地劳动，照顾一家老小，晚上在夜校认真听讲，钻研文化。两年夜校下来，她不仅完全脱离了文盲，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而且在夜校学习中她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深受社会主义教育，开阔了视野，对自己的社会观、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工作勤奋待客热情周到

建国后，随着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逐步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个大背景下，廖益娣的家公家婆作为小商小贩也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

廖益娣回忆：“1955年，全县十五个饮食行业的商家响应号召进行联营合作，家公家婆的饭摊也属其中一家。他们联营组建了南康县第一食堂，家公家婆都在新的食堂上班。当年我还在一个移民房工地做杂工。1956年3月我到第一食堂工作，开始主要是打杂做后勤。食堂有员工20多人，每天要接待很多人吃饭，一到开饭的时候就看到一排排站着很多人，餐厅一天的营业收入五六百元。当时包括自己在内就三个人做杂工，洗菜、洗碗、搞卫生等样样都要做，一天下来非常累，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特别是在冬天，一双手成天泡在冰水里，刺骨地难受，以致到后来落下了坐骨神经痛和一到冬天双手就生冻疮的老毛病。”

廖益娣讲，1957年，联营的县第一食堂过渡到公私合营，改名为人民餐厅，归县商业局饮食服务公司管，餐厅座落在南康县城的北街。不久，人民餐厅又分别在县城开设了群英餐厅、工农兵餐厅和太阳星餐厅，群英餐厅和太阳星餐厅分别在县城的北门岭和南街，工农兵餐厅在人民餐厅所在北街的另一头。

这几个餐厅的员工会经常交叉调动，廖益娣也在这几个餐厅都工作过，几年后，她从杂工变为了服务员。1966年她在群英餐厅时从服务员岗位调去做红案配菜师傅，这是她在工作上的一个重要台阶。由于工作出色，不久后廖益娣就走上了基层管理岗位，在人民餐厅下属的群英餐厅、工农兵餐厅和太阳星餐厅都轮换做过班长，也就是餐厅负责人。作为餐厅班长，她以身作则，处处带头，工作井井有条，直到1986年退休，工作上没有出现过差错。

廖益娣对社会组织工作也非常热心，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接受组织培养。她说，早在1955年她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56年担任县第一食堂的团支部副书记；从1958年起，她担任了县饮食服务公司的妇女主任；她刚参加工作就加入了县工商联组织成为会员，文革结束后南康县工商联组织得到恢复的1977年，她担任县工商联蓉江分会委员。在这些社团组织里，廖益娣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组织开展或主动参与学习培训、文艺宣传和社会服务活动，自己的组织活动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由于她在工作中非常能吃苦，能吃亏，服务热情，严格要求，经常受到领导和顾客的表扬。“我是苦孩子长大的，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工作后从在食堂打杂到做服务员，一直到后来做师傅做管理，我都是做到吃苦在前，任劳任怨。对顾客，客客气气，热情周到；对同事，和气大度，让救济让荣誉。顾客非常喜欢我，对我赞扬有加，领导和同事也时常对我表扬，我连续多年成为单位的工作积极分子。”谈起工作上被顾客和领导同事们的认可，廖益娣说她非常知足。

晚年注重养生幸福美满

1986年，51岁的廖益娣光荣退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三十多年的她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调理自己劳累的身体。由于刚参加工作时过度的劳累和吃苦，她患下了坐骨神经痛的顽疾，天气稍有变化就疼痛难忍，严重时不能走路。她说，好在自己乐观，意志坚强，病不可怕，身体靠自己锻炼，命运靠自己掌握。她每天坚持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养成一个好的作息习惯。早上起来练太极剑，做保健操，常年坚持到现在都不间断。2010年她还被东山街道芙蓉社区党支部评为社区“十佳健身明星”。

廖益娣老人脸色红润，皮肤光滑，精神矍铄，说话爽朗笑声不断，显得非常慈祥可亲，使人体会到她晚年延年益寿不仅是她注重锻炼保养，更多地得益于她有一颗乐观未泯的童心。

让廖益娣非常自豪的是她的六个子女。她说，孩子生下来时，正处在国家面临各种各样的经济困难时期，缺衣少食，自己的工作又忙，平时无暇有很多时间顾及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生下来两岁，自己的丈夫就过世了，孩子们大的十来岁，小的还在襁褓，没有了爸爸，他们就这样在艰艰难难的岁月中走过来了。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很听话，很上进，读书时成绩都非常优秀，现在都很有出息，对我非常孝顺。如今他们有的在本地工作，有的在北京发展，成为国家干部和行业的骨干，成绩突出，有的还受到政府部门的特别嘉奖。”廖益娣对儿女的夸赞溢于言表，看着一家人喜乐融融的全家福合影照，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甜蜜。她说自己很平凡，但很知足，很幸福。

晚年的廖益娣老人关心国家大事，赞美国家成就。她说，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富强了，都是党的领导好。她作为原工商业者，每年工商联组织都会上门来慰问，自己深深感受到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非常感恩，愿国家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