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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的泡沫启示录_凤凰国际智库_华尔街见闻_搜狐财经等主流媒体报告

　　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太多的事件值得让我们记住。在这个关键的十年，中国的未来由朦胧变得清晰、由迷惑变得明朗。

　　编辑：伦敦交易员

　　来源：新周刊杂志社

　　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完成入世谈判，北京办成了亚运会，神舟飞船飞天，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民生——房改、医改、下岗和下海。

　　90年代将体制内的国人推向了市场经济的大潮。过去那些宏大的革命叙事远了，新的生活欲望开始主导时代。

　　犹如今天的投机者发现了数字货币这个'炒作天堂'，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两大主题——房子与股票，也在90年代开始出现，并在过山车一般的行情中野蛮发展。

　　一些胆大的幸运儿在这轮泡沫乱市中火中取栗，侥幸地积累起了自己并不干净的原始财富。

　　“海南就是个大课堂，用事实教你什么是市场”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再拍”，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他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路上都是光脚的人，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三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客人中有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一个非常漂亮的陪唱女孩就坐在夫妇中间。“唱着唱着，那个老头把手从女孩的衣服后面伸进去”，当时把张宝全“吓坏了”，“他老婆就坐在旁边呢”。客人唱得差不多了，老板说：“宝兄弟唱点什么?”然后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好像人家说你刚从窑子里出来一样。”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京城四少之一的张宝全在海南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

　　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张宝全去海南首先认识了海南民源公司的马玉和。正在筹备上市的民源后来成为深圳股市的大黑马。小学毕业的马玉和“空手套白狼”的技法，让张宝全大为惊叹。马玉和给张宝全讲了他的故事：如何刚到海南就被人骗去仅有的50万资本中的40万，又如何拿着剩下的10万跟部队合作，找了施工队垫资盖房，最后还拿到了上市指标。虽然后来“黑马”民源于1997年被迫停牌，成为证券史上的著名大案，但这种资本运作的思维，给当时的张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海南当年的造富速度能让今天的币圈都汗颜。

　　烂尾楼成了海南一大景观,见证着那个时代的疯狂

　　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200万，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小产权购房合同，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后来还听说被施了酷刑，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1991年，海南海口市区，街头的小摊及租买房广告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三块钱，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当时，“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三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在到处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早些年经济过热，张宝全的船队到后来有三条两万多吨级的船，两年下来，晋身为海南纳税前十的海运公司。“一到过年，税务局来给我们发红包。干了两年把船一卖，赚了很多钱。”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

　　从1992年10月注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民政部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那几千万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对这个项目的前后情况其实也心知肚明，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2000万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

　　“1996年,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他们疯了似的上蹿下跳找钱。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万幸的是，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回到了张宝全手上。

　　“海南就是个大课堂，在很短的时间，像演戏一样，用事实告诉你什么是市场。” 1993年海南的地产调控，让地价房价一个月掉了一半，让所有人一下子崩溃。

　　但是，九十年代初的海南地产泡沫，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说。

　　“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在海南地产进入狂热的同时，还有一种新鲜事物也在被全民热炒——股票。

　　1992年8月，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易骏鹏如今在广东某事业单位任中层，1992年8月8日前，他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深圳初中生。8月8日这天周六，晴。正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叫醒。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十多张身份证。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易骏鹏只记得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打新”。一天，易骏鹏问什么是“打新”，父亲盯着报纸上的股市新闻，用笔圈圈画画，答：“就是排队抢抽签表，中了签就能买新股赚大钱。”

　　这个解释大体靠谱，九十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打新”确实能挣钱。易家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持续疯长几个月。

　　1992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翻了近两番;同时期的深中华、深华发也由每股3.75元、1.9元的发行价，到十二三元。

　　上海更热闹，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块。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加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鼓励股市试验，几年前无人问津以至于要去各政府单位和街头兜售的股票，一时成了抢手货。正规渠道买不到，求股心切的人还会去“梁牛市场”碰运气。那时，深圳荔枝公园北面，经常有人在月光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股票。

　　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8月7日，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身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

　　股民很容易算出，按行情，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易骏鹏听父亲说，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块，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

　　8月7日的《深圳商报》头版刊载了公告全文及全市303个销售网点的具体地址。彼时的《深圳商报》向全国发售，并因提供经济特区动态受到全国关注，报纸当天就可以通过航空运达哈尔滨等国内各大城市。加上电台广播、座机、寻呼机的畅通，无数和易骏鹏父亲一样想在股市发财的中国人，很快确定了消息。

　　1992年，深圳，人们蜂拥而上抢购股市抽签表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易骏鹏一家当时住在罗湖东门，小产权二手房买卖合同，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月8日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深圳晚报》编委、知名摄影师赵青回忆时，找不到比“人多”更直接的语言来形容那火爆场面。赵青那时二十多岁，刚到深圳几个月，在《深圳商报》任摄影记者。“8.10”事件前后，他用胶片相机记录了数百个拥挤又无奈的排队现场。回忆那画面，赵青欲言又止：“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他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营业窗口9日上午才正式放票，大家来得早没事做，一开始还比较优哉游哉，有老人带了凳子和收音机坐着听戏，也有三四岁的孩子和十几岁的小姑娘在那玩，边上还有叫卖饮料的小贩，各个地方来的人成群结队操着家乡方言相互寒暄。

　　到8日稍晚些，营业点前面的平台已经全是人，加上天气太热，还有人插队，人群开始躁动。易骏鹏一家也在罗湖排队，他记得，越靠近8月9日，等待买认购抽签表的人群就越躁，争吵、扯皮、推搡的不在少数。好在人们都想发财，为了买新股，排上队的人忍耐着。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胸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易骏鹏感慨。但当时，挤在长队里的他才13岁，脑子都是懵的，浑身难受没法思考。“怎么能不难受呢?排了几天几夜，困了就挤在那里睡觉，不敢彻底睡死了，怕被别人挤出来，打着瞌睡一步步往前挪。”他说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块钱的报酬通宵排队。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多位亲历此事的深圳退休官员说，当时有约120万人在全市300多个新股认购网点排起了长龙。

　　第一波混乱出现在9日开售之前。几天内涌入如此多的人，深圳市政府在8日成立了协调秩序的指挥部，投入七八千警力。“每个点都有公安维持秩序，到9日上午，又加派了武警、边防战士。”赵青说。一位前驻深军人记得，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一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梁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三十几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易骏鹏在现场还看到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8月10日出街的《深圳商报》头版印着股民们并不想看到的结果——《我市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天发售完毕》，导语强调：“至昨晚9时许，全市300多个网点已全部销售完毕。”前来上班的网点营业员也一遍遍大声喊：“没有了，没有了。”人们不肯离开，继续围着，易骏鹏眼看排了一两天的队伍在几秒内被挤得乱七八糟。

　　“人的表情很绝望，吵吵嚷嚷，但能吵些什么呢?都是骂人的话。”折腾了几天几夜却一无所获的股民们愈加愤怒，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深南中路，引发暴力事件。催泪弹和水炮便是在此时被动用。

　　为稳定局面，远在新疆带队考察的梁灏(深圳市委原书记、深圳证券市场主要开拓者)提议寅吃卯粮，把次年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发行，8月11日下午继续发售。深圳市的印刷厂连夜开工加印兑换券，事件才就此稳住。11日下午，人们再次聚集排队购买可以兑换股票的机会，不眠不休。

　　跟着爸妈排队“打新”的易骏鹏记得，后来自己买到了抽签表也中了签，“当时只要排队能买到，都是赚了，但我排队买到的那只股票最初亏了点”。

　　深圳股市“8·10”狂热后，新中国股市出现第一轮熊市，证监会因此成立，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1992年12月，深圳市委公布“8·10”事件调查结果：私买抽签表10万多张，涉及干部、职工4180人。很多亲历者相信，真相可能比这更严重。

　　“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和梁牛最幸福。”易骏鹏开玩笑。

　　排队的股民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而小偷则偷不停手，有的得手了就去花天酒地;

　　而有的人则领悟了改革进程中的'套利'奥秘，小产权墓，专心做起了'倒爷''梁牛'，借助之后20年的几次伟大历史改革，快速积累起了'并不干净'的原始财富，登上了机场书店的成功学封面。

　　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