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安岗小产权房(创始人陈东升的下海创业之路)

武汉大学的四年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武汉大学任命的校长叫刘道玉，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他1981年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时48岁，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大学校长，在武汉大学做了很多教学改革。

刘道玉向西方大胆学习的改革措施包括开设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有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校长特别骄傲。我到哲学系选课，也是受益者。那时候，武汉大学的学生很活跃。当时有个全国大学生刊物叫《这一代》，是由武汉大学发起，十几所大学的中文系和文学社团在北京开会共同创办的，第一次的编辑权给了武汉大学“珞珈山”编辑部。该刊物一上来就针砭时弊，因为太激进，很快就停刊了。

1999年，作者在武汉大学博士毕业时，与恩师董辅礽（右）在校园合影

我喜欢读书，上中学时就坚持读《参考消息》，高中时读了《马克思传》。先读了五章，一点也记不得弄不懂，怀着对革命导师的无限崇拜，坚持从头又读，做读书笔记，花了整整半年才啃下来。可以说《马克思传》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也让我咀嚼了哲学社会科学。上高中时我订阅过很多刊物，像上海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中国科学院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后者不完全是讲考古方面的知识，也研究人类起源、东非大裂谷、几百万年前的肯尼亚人头盖骨等。记得当年英国有个很著名的漂亮的生物学女博士，人称珍妮小姐，她一辈子观察研究黑猩猩，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总之，我兴趣很广，喜欢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当时学术思想在刚刚恢复的大学中非常活跃，武汉大学也是，搞百科知识竞赛，我入学不到两年参加竞赛就拿了奖。能够拿奖的低年级学生凤毛麟角，于是我就出了名。到高年级，我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讲“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拿了二等奖。学校活跃的大环境影响着每一个人，我自己也搞了一个学习小组，起名叫“蟾蜍社”。蟾蜍是月宫里的癞蛤蟆，象征一种美好的向往，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有这种做不到的事也一定要去做的志气。

当时西方思潮传播到中国，存在主义、科学哲学、美术史流派等思潮都传进来，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那时是科学的春天，倡导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自然科学很吃香。我参与了一个学生组织叫“多学科讨论会”，主要人员是哲学系、数学系、物理系、生物系、中文系、图书馆学系和经济系的学生，我后来还当了副主席。经过“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爆发的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社会渴望是很动人的，那样一种朝气，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我们学生那时没有报纸看，都是每天去吃饭、打水的时候路过邮局门口，在报栏里看报纸。我印象最深的是《光明日报》用两整版刊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篇报告文学。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雷祯孝在《光明日报》写的整版人才通论。还有像温元凯这些科技大学年轻的老师，他们学自然科学，思想很活跃，当时对年轻人产生过很大影响。

大学一、二年级，我把政治经济学读完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很抽象，挺难懂，《资本论》我也读不通，合上书又都还给老师了。我对历史很感兴趣，三年级学了政治经济学学说史，学完回来再读《资本论》就全弄通了。那个时候的武汉大学经济学系还不是学院，没有开设西方系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课程，但系里有一批很强的老人，系主任吴纪先是哈佛大学博士，教授谭崇台是哈佛大学硕士，刘涤源在哈佛大学专攻西方经济理论，李崇淮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傅殷才是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留学回来的。刘涤源讲凯恩斯主义，谭崇台讲发展经济学，傅殷才讲制度经济学。通过这些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思想和知识。我印象很深的老师还有曾启贤，是个尖嗓子湖南人，智商很高，很有思想，可惜去世得很早。还有郭吴新、汤在新、刘光杰，他们都对我有很大影响。这样四年下来，我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如西方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等学科打下了很好的功底，养成了思考的习惯，理论训练很扎实，对理论的兴趣与思考一直保持到今天。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世纪80年代初，作者与同学殷明德（右）、毛振华（左）摄于武汉大学樱园

武汉大学有光荣的历史，经济系又有这么多从美国、苏联留学回来的教授，加上我从初中、高中就崇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些因素让我从上大学起就把学术看得很神圣。大学期间，几乎所有著名教授的家里我都跑遍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力量来自哪里，也许是心中渴望能够成为大知识分子吧。一个本科生，几乎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就跑到这些著名教授家里去，请教问题，请他们辅导，也被这些大教授的风范影响。那时候我在班上有四五个“跟屁虫”，他们年龄比我小，都是1962年、1963年出生的。他们听我讲，然后跟我讨论。有时候我们五六个人要走五六公里路程到磨山，一路讨论各种问题。我给我们取名叫“逍遥学派”，实际上我那时候梦想建一个“珞珈学派”。

武汉大学是全国风景最好的大学之一，依山傍水，校内有珞珈山，旁边就是东湖。那个时候一周只有星期天休息，星期六还上课，有的同学星期天喜欢睡懒觉，我喜欢跟别人分享好东西，星期天一般都带着来找我的同学、亲戚朋友在武汉大学到处看，看风景，爬山，到山顶上看武汉大学的全景。我喜欢观察东湖，有时候晚上跟同学们去东湖玩，游泳。有一次考完试觉得特别放松，那天正好是阴历十五，有大月亮，我去了东湖。月光在湖中荡漾，沉落到深泂的湖底，很深很深，如幽灵一般；也仿如米隆的《掷铁饼者》把铁饼甩到了东湖里，甩出一片银光，显得特别深远，自己恨不得能化身成一条鱼，跳进东湖去追逐。薄雾笼罩时，东湖像轻纱被吹拂；有时又极像一个秀美的女人，乖巧得一动不动。但是它也有脾气，偶尔要发一发。冬天寒潮来的时候，湖面刮起五六级的大北风，白浪滔天，浪高的时候有一两米。我不仅跟东湖对话，时间长了，还感觉我跟武汉大学的山水已经融为一体。

刚刚改革开放时，武汉大学学生不多，在校学生只有三四千人，经济系也就不到三百名学生，那时校内没有太多建筑，我喜欢去一些没什么人去的地方。那里到处是荆棘、茅草、小树，很荒凉，很原始。我常去一个很小的水塘，水塘四周的绿色植物长得满满的，很是神秘，我管这里叫武汉大学的尼斯湖。大学山顶上有一个自来水厂，从山上下来一条水沟一直通到东湖。跨过水沟是一大片树林，平时没人进去，于是我就进去看看。一进去，发现一片开阔的茅草地，像是没有人去过，于是这里成了我们的伊甸园。我叫上班里三四个同学去打滚，把茅草压平。那是冬天快期末考试的时候，武汉的冬天一刮风就很冷，但只要风一停，天一晴，我们就在茅草地里晒太阳，懒洋洋的，静下来听小鸟的鸣叫、流水的声音，好像能听到大地的呼吸声，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听到母亲的心跳，挺怡情。当时我觉得人生最美妙的事莫过于在武汉大学当一个教授，我的理想也很简单，有个大的皮划艇，和自己心爱的人，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荡漾在湖中，纵论学术与人生。“天人合一，质朴而浪漫”是我在武汉大学的四年最真实的写照，这样的环境自然也让我对母校产生了深深的感情，从毕业到现在，我依旧在心里跟武汉大学的一草一木对话。

要跟时代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这次会议为起点。

田源

从我上大学到1983年毕业去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正赶上改革开放拉开序幕的那几年。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是从农村拉开的，1978年到1980年这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改革。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年中共中央农村研究室出了四个年轻人——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并称“改革四君子”。农村改革开展起来以后，中国紧接着就进入城市改革进程。1984年莫干山会议召开，年轻人崛起，形成了一个“中青年”大群体。

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开展起来后，北京的经济圈学界氛围很活跃，以田源、卢健为代表的武汉大学毕业生是活跃力量中的一支。田源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年轻的学者和局长，30岁出头就是价格组组长，国务院发展中心党组成员、常务干事，相当于部长助理的级别。卢健当时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处长，经常可以见到中央领导。田源和卢健是武汉大学在经济改革领域，特别是中青年群体里有影响力的人物，成了武汉大学的旗帜，团结了很多人，一批批同学都往他们这里聚，由他们给推荐工作，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我思想活跃，活动能力强，来北京后很快成为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在北京圈里的重要一员，和田源、卢健结下很深的缘分。

卢健

我在经贸所搞国际贸易研究，属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对外开放领域，当时这一领域的机构还有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苏东研究所、拉美研究所，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安全部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银行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搞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人是很大一个圈子，当时成立了中青年学会，我是常务理事，还是对外开放改革理事会常务理事，那几年我也写了很多文章。

《青年论坛》1984年创刊号封面

20世纪80年代思想活跃，有很多刊物和报纸成了年轻的活跃分子的思想阵地，影响很大。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要整顿党风，中央派出很多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到各个省，胡德平作为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胡德平思想很活跃，把武汉一帮年轻人聚到身边，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我在武汉大学的同学和校友。他们办了一个刊物叫《青年论坛》，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领域，是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社长叫王一鸣，是我的同班同学，总编辑叫李明华，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论坛》的崛起影响很大，首发刊登了胡德平写的文章《为自由鸣炮》，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我是《青年论坛》驻北京记者站站长，站里还有胡平、高伐林、季思聪等。胡平当年写了《论言论自由》。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北大哲学系研究生，胡耀邦主政的时候他和北大物理系的本科生王军涛选上了海淀区人大代表。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思想阵地还有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和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二者影响很大，这些有思想的人都在这里发表文章，我也曾在《世界经济导报》发了整版文章。

《史记》中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意思是人要顺应天道，不违背自然规律，才能健康成长。社会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推行民主政治也强调“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创业大潮不仅催人奋进，更不可阻挡，它推动历史向前的声势恢宏浩大，顺势而为、积极做事的人就可能成功，逆势而为、反其道行之的人则必然被这个潮流淹没和吞噬。我从学经济到办企业，参与国内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也是顺应时代潮流。

作者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我评出百家最大工业企业》，及其手稿

在《管理世界》杂志

《管理世界》1989年5月刊封面

《管理世界》杂志是20世纪80年代活跃的中青年群体的创意产物。当时李克穆和卢健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产生了一个想法：办一个关于宏观管理和宏观经济的刊物，取名叫《管理世界》。管理是指社会管理、国家管理、宏观管理，所以当时刊物的英文名称没有用“manage”，而是用了指社会管理的“administrative”。这个刊物也有很多传奇故事，如果现在有人写一写，会很有意思。

当时大家拿了5000元钱来办这本杂志，这些活跃的年轻人虽然官职不高，但工作的起点高。“管理世界”四个字是陈云题的。然后他们找到当年《经济日报》的总编辑安岗，把《管理世界》挂在《经济日报》下面，定为副局级。《管理世界》的办公室就在《经济日报》的地下室，最初这里只有几个人，总编辑何绍华是轻工学院的讲师，副总编辑是刘连增，后来去美国留学，病故在那里。

等安岗退休后，他们又找到马洪和孙尚清同志，把《管理世界》挂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是副局级。第一任总编辑何绍华找机会去当了康华西部公司总经理，他走后谁来当总编辑呢？正好薛暮桥的秘书李克穆从香港回来，他是处级干部，就由他来当总编辑，升为局级干部。李克穆招兵买马，想要一个学术功底好，能把杂志办好的人，他们都推荐我，这样我就成了《管理世界》的副总编辑。

李克穆

他们本想让我来搞学术，但是没想到我的学术才能还没来得及展示，商业才能就发挥了出来。在李克穆的全力支持下，我和方宇办了“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比活动，结果这个评比在当时太火，一发不可收拾，杂志社因此赚了很多钱。当时“国际惯例”这个词非常流行。我们按照国际惯例评出中国500家大企业，企业评价的国际惯例是什么？就是按销售额排名。

“中国工业四十年大型企业发展成就展”宣传册

由于“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比的成功，《管理世界》杂志在社会经济界名声大振。接着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我又策划了一个500家大企业的成就展，后来定名为“中国工业四十年大型企业发展成就展”。为了展览招商，我到处跑，去过很多省份，我来主讲，企业来报名。在辽宁我们就招到四十几家企业参展，开设了一个辽宁专区。新中国成立40周年要展示工业力量，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批准，尽管扛着国家的牌子，我们也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组织能力。

展览中每个标准摊位的面积都是12平方米，摊位费4800元，一页广告4800元。由于遇到了政治风波，对于展览是否还要办下去，杂志社领导层争论不休，有人是坚决反对办下去的，但我们已经收了几十万元。李克穆是领导，最后他下定决心，要把展览办下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时候，中央没组织什么大的庆祝活动，我们的展览就成了重要的活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领导几乎全来参观了。

沈尧伊《革命理想高于天》（局部）1976年，布面油画，185cm×375cm，泰康收藏

决心下海

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政治体制转变后导致社会巨变，《参考消息》上有很多的报道，苏联和东欧的前官员境况发生巨大变化，对国内很多人影响很大。就在这时，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在改革春风的激发和激励下，很多人义无反顾下定决心要从商。

那时中南海附近的22号院里面机关很多，有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法制局、国务院特区办，最重要的单位是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体改委是政府部门，搞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搞研究，这两个机关一唱一和，是中央改革的智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田源在22号院里办公，我在管理世界杂志社，办公不在这里。

有一天傍晚下班，田源、卢健，还有我三个人就站在22号院门口聊天。田源面临的选择是，去留学还是到物资部当国家公司的总经理，我和卢健劝他坚决不要去留学，去当总经理，还开玩笑说我们也可以去当副总一起干。虽然说得他心花怒放，但后来他还是去留学了。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我们三个人站在22号院门口，不吃不喝从傍晚聊到凌晨一点多才散伙，各自骑自行车回家了。

嘉德初期创业团队成员，1996年秋在香山（左起：寇勤、作者、王雁南、甘学军）

时代在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1990年以前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下海经商还是抱着不齿的态度，大家都支持鼓励别人下海，自己却不下海。最早人们认为下海的都是混不下去、没办法、走投无路的人，或者犯了错误的人，再晚一点又认为是本事不大的人，但到了1992年，下海的就都是体制内或社会上的精英分子了。

中国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不如别人，这是20世纪80年代所有人思考的问题。我有一个校友叫李晓明，是哲学系的，也是军人，他父亲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他很活跃，1986年春，他以《青年论坛》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一个全国理论工作会议，邀请我参加。参加会议的人大部分是搞社会科学、哲学的，搞经济学的人很少。大家讨论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穷，有的人讲因为闭关自守，有的人讲因为传统文化，有的人谈到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里讲的中国人的劣根性等，总之一大套。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很简单：当每个中国人都想发财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每个人都想发财的时候，这个国家不用你们说这么多，就有希望了。“每个人都想发财”这样一个假设在1986年是不可想象的，我自己也觉得不可能，但是到1992年就变成现实了，大家都要下海。

1989年以后就有人下海，到1992年“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发表，中国真正持续、大规模的下海开始了，很多企业都是在这前后创立发展起来的。柳传志说，邓小平的两次南方视察，第一次诞生了联想，第二次诞生了“92派”这批企业家。邓小平第一次视察南方是在1984年左右，广东改革，很多科技人员下海，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到1986年、1988年实行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搞承包制。那个时候活跃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人，像二汽的陈清泰、鞍钢的李华忠、燕山石化的刘海燕等，当时的国家经委每年评选的十大企业家全都来自国有企业。柳传志创办的这种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和乡镇企业那时候刚发展起来，真正的下海大潮发生在1992年。

在中国，很多事情发生时总像潮水一样涌现，从1977年到现在出现了四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高考潮，1977年恢复高考，只要是适龄青年，机会均等，都有考上大学的可能，大家都去考。第二个浪潮是留学潮，人们都千方百计地去留学。第三个浪潮是下海潮，“92派”下海规模最大，几十万人下海，事业最持久，影响最大，是中国企业家之大成派。留学和下海的浪潮是交织的。再就是现在的公务员潮。改革开放，最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后来叫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后来是计划为主的商品经济、计划和商品经济并行，最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思想的演变挺艰难的。

我那时刚在《管理世界》做完500家大企业评选，见识了民族企业这一番新天地，更发现国内大企业跟世界大企业间的巨大差距。从小受到毛泽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气概的教育，我觉得只有有了民族的大企业才可以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决心下海开创一片新天地。从评选国内500家大企业，到创办一个能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创办嘉德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两个文件

1992年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点，《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文件颁布后，当时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都整版刊登。但是时至今日一直没有人采访过这两个文件起草的前因后果和过程。文件是谁起草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国家体改委颁布的，那时候体改委里有一个企业司。第二年出台《公司法》，1996年出台《合同法》保护契约，后来又有《物权法》保护财产，这些法律与《宪法》里关于公民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文一起，逐步完善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我们在大学里就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股份制的形式大加赞赏，说它能够聚集社会力量和资本，产生巨大的效率和作用。1992年的两个文件一出来，我就知道机会来了。我拿着报纸天天看，“分离”“合并”“董事会”“股东”这些，我一点一点地学，一点一点地琢磨和理解。我创办嘉德的合同书、章程全是按照两个文件的条文自己独立写出来的。我又拿着报纸到文化部、人民银行跟他们宣传这些，讲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思想和观点，把“老祖宗”搬出来说服这些体制内的官员。

后来我要办保险公司时，人民银行保险处的处长说：“办保险公司好啊，我支持你。你回去跟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民保险公司打一个联合报告来，我一定批。”这还是搞公有制公司的套路。一般人听了就放弃了，而我没放弃，再去游说他们，说要搞股份制保险公司，让他们看这两份国家的文件，股东我负责去找。这些事儿今天讲起来像故事一样，而当年是多不简单啊。在20世纪90年代这几个因素的催化下，那批有干劲儿的中青年，还有一些机关干部在1992年都跑到海南，催生了下海浪潮。海南于1987年建省，当年大家都讲一个笑话，说海南的椰子掉下来砸死了一个董事长，砸晕了三个总经理，嘲笑当时的海南人人都是老板，皮包公司满天飞。

本文地址:http://www.xcqxcq.com/dcnews/1268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