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
01
张闻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全面地批判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后,主动表示离开中央机关,下决心去农村调查研究。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他任团长、由九人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和晋西北的农村调查。1942年10月,他在兴县调查时写的《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对抗战期间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土地占有变化、借贷关系变化,都作了分析。
在随后写出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并由此得到了关于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比较系统的认识。他提出“中农中的富裕中农是代表农村中较高生产力的一个阶层”,“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一部分贫农将上升为中农,中农将变为更加富裕的中农。这种大多数农民的向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
张闻天关于合江土改工作的题词(张平之是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时的别名)
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这样说的:“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但同时,它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路。”张闻天依据调查、统计、分析,得出了“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党中央决定争夺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张闻天敏锐地觉察到中共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阶段,于是主动请缨去东北。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底,他经历了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全过程。尤其是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两年,他在第一线指导全面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主张,提高到又一个新的层次。
1945年11月,东北局决定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从牡丹江去佳木斯上任。由于当时形势紧张,有土匪骚扰,从牡丹江到佳木斯的火车不通,走到林口又折回牡丹江。张闻天不愿留在城里,于是到离牡丹江二三十公里的宁安去开辟工作。在宁安短短四五个月,他和富振声等一起搞社会调查,了解了日伪统治14年之久的城乡政治、经济情况和各阶级的动向。在此基础上,他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领导反奸清算和清剿土匪,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工作,将宁安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刘英说:“闻天从宁安的实际出发,将开辟根据地的各种工作初步做了一遍,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符合东北实际的一套办法。”从而为指导合江省的根据地建设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
张闻天与刘英
02
在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问题上,也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解放战争初期,合江是东北地区的战略后方,拥有较多的城镇、工矿林区和工商业。在“扫堂子”风影响下,在农民平分地主土地和浮财的同时,一些干部和农民还要求去城镇挖浮财和平分地富兼营的工商业,甚至发生了把农牧林业的资本家、小地主也当作地主弄到农村去斗争的情况。合江省几个县的农民派了几百辆大车来到佳木斯城外,准备进城挖浮财。是支持,还是制止,佳木斯市负责同志十分为难。让农民进城,则私人工商业会被一扫而光;不让进城,又怕被说成包庇地主、资本家。情况紧急,矛盾尖锐。
张闻天召集有关干部开会,统一大家的认识。他说: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农民随便进城“挖浮财”的做法,是同我党现阶段的工商业政策相违背的,如不及时制止,合江各城市的私人工商业在短期内将有全部被打垮之危险。他果断地坚决制止这一行动,明确指出:对城镇私人工商业必须采取保护政策,不能只顾农民眼前利益而损害城乡人民长远利益。随后,他起草了《在平分土地中保护工商业》报告,于1948年1月12日报东北局并转中央。合江这一正确做法,立即得到党中央的肯定。
1948年1月31日,中央指示东北局,合江省保护工商业的文件,“须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中央并批转了合江省委的报告,指出:合江省委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马列主义的政策。就在张闻天起草的报告上报后不久,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再次向全党重申,“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1948年4月,张闻天到鹤岗视察工作。图为他同在那里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文艺工作者的合影。左起张闻天、吴印咸、陈波儿、刘英、袁牧之
1948年3月,东北局在总结整个东北的土改时,充分肯定了合江省委的上述做法。东北局在《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中指出,各地在运动中发生了若干错误偏向,但“有些地区掌握政策较稳,如合江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东北局认为合江省土地改革是健康发展的,特别是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方面做得比较好。
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对待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1946年为省委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等文件中明确指出:“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应“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繁荣工商业方面去。沉溺于城市的清算运动,模糊我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对于封建主义的政策的根本原则区别之偏向,是应该纠正的。我们应该劝告与鼓励纯正的工商业者恢复与继续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同时在一切可能方面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与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与安全。一切侵犯工商业者正当权益的行动,必须禁止”。
当时东北的工业资本占到全国工业资本的70%~80%。正确地对待工商业者,是城市经济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由于合江省委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措施,工商业者对党的发展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了认识,经营积极性普遍高涨,佳木斯市工商业出现了初步繁荣局面。这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不仅得到了党中央和东北局的肯定,而且被解放后东北工业的快速发展印证。
03
1948年5月,张闻天离开合江去哈尔滨担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当时正是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即将进行战略决战之时,他思考的重点已经开始放到了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党的战略重点的转移,确立什么样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上面。东北解放区的各项经验,特别是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的恢复与发展的经验,为他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实践基础。
张闻天在《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在新形势下“城市领导农村”的战略思想。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并指出这种重心转移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是由城市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他还说“城市领导农村”的实质就是“工业领导农业”,“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
张闻天在合江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东北的经济构成,思考经济建设的方针。为了稳健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到东北局工作后,他坚持继续探索。1948年7月18日,他在东北局召开的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联席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报告。1948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具体分析城市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提出党在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
张闻天和毛泽东合影
04
“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按照这个经济建设方针,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可以把整个社会经济组织起来,按照经济的客观规律协调发展。后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九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都是与这个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一脉相承的。
张闻天明确指出,“农民小商品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无产阶级“必须采用经济上的办法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而不能用行政手段(那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險的)”。遗憾的是,我们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行政手段,曾对农村经济加以干涉与破坏,一度造成了百姓贫困、饥饿的局面。
05
怎么具体做到“劳资两利”呢?1946年11月,张闻天在为中共合江省委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决议中,在工资政策方面,肯定了酌量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是必要的。但同时又指出:片面地、不顾一切而提高工资,必然会造成工商业的衰落,增加工人失业,这是错误的。
决议还肯定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劳资两利”的分红制。如何掌握好“劳资两利”的分红制?曾有佳木斯市的理发工会,因改变分红比例,使资方实际所得比不上一个工人。资方无利可图,就关门不干了,结果造成1947年春节伤病员找不到店理发的事件。佳木斯市在祥德、义大、大东三家铁工厂进行分红制试点。在保质保量完成军工任务后,从所取得的加工利润中,按资八劳二比例分红,调动了劳资双方积极性。资方精打细算搞好管理,工人劳动纪律良好,营业额上升,利润增加,工厂面貌改观。在张闻天肯定下,分红制在大部分铁工厂和国家委托加工的木材厂、面粉厂逐步推开,佳木斯市的工商企业得到稳步的发展。
本文地址:http://www.xcqxcq.com/zhuangxiuzhishi/1170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