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刘庄小产权房(能否抓住黄河流域发展战略机遇期？)-2023东莞小产权房信息_深圳小产权房源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当作它在经历漫漫长夜之后的一缕曙光。

6月7日，“中原首富村”刘庄旗下的新乡华星药厂，联合飘安集团、郑州水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宣布建立储备超10亿只的口罩储备基地。

这一次，刘庄腾出了总量为20万平方米的厂房。知道内情的人知道，这些厂房，连同周围许多企业的生产基地，都已经空闲许久了。

所以，我们也可把这当作它在突围之中想牢牢抓住的那支“诺亚方舟”。

做口罩生意，还有多少市场行情？没有人知道，华星药厂给自己所做的定位，或许仅仅是做口罩储备基地，整合各类市场资源而已。不少事情，其实不堪回首，作为国内曾经的最大的粉针剂（含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原料药（肌苷等）的生产基地之一，这家企业曾有过红火的过去，然而，仅仅数年过去，它就已经在产业政策和市场的风云突变中，“前程往事成云烟”。

有同样命运的，还有刘庄。

这几年，刘庄在发展过程中的困境问题，一直被它自己、被外界有关方面“闷在葫芦里”：曾经的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走集体经济“幸福路”的典范，自身的经济发展早就陷入停滞之中，旗下多家企业因高负债、资金链断裂而停工停产，村民工资、福利甚至最基本生存长期都受到影响……

然而，截至目前，前来刘庄参观、学习的“代表团”仍络绎不断，“集体经济第一村”“工业强村富民”等相关报道仍不时见诸报端。反差，是客观存在的。

刘庄，醒来！刘庄，突围！

对这个背负着巨大传统的“明星村”而言，如何在时代巨变面前实现农工商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乡村治理、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蝶变，已经无法再拖延下去。

刘庄，过去一直都是中国率先富起来的乡村中的典范。它所在的新乡市七里营镇，曾是我国人民公社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从1953年开始，刘庄人在老一代村支书史来贺的带领下，靠着车推、肩挑、人抬，起岗填沟，拉沙盖碱，用了整整20年，把刘庄周围750多块凹凸不平的“盐碱洼”“蛤蟆窝”荒地，改造成了规模化农业园区。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刘庄就已经提前步入到产业的转型新阶段，全村的劳动力在二、三产业中就业比例达到2/3以上，1980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了小康水平，自此将“中原首富村”的桂冠牢牢戴在自己的头上。

自1985年开始，当中国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之时，刘庄的经济也再次迈出关键一步——随着华星药厂原料药产业项目的建成，村里发展产业的重点从小制造业转向了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2002年，华星药厂生产的肌苷年产量是达到500吨，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肌苷生产厂家之一；青霉素原料药年产量达到5000吨，位居全国第三，出口创汇居全国第一。

此年，刘庄共有344户1616口人，但村里的固定资产为9.1亿元，全年实现产值8.8亿元，年纳税4529万元，人均纳税2.8万元，人均年收入7500元，加上住房、上学、看病等20多项集体福利，村民实际年收入约1万元，户均存款20万元以上。

而到了最辉煌时期的2011年，村民可享受的福利高达49项，户均存款近百万；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万元，这是当年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的4.16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3倍。

产业结构上，此时刘庄已完全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农业为辅的格局。工业以华星医药为龙头，涉及电厂、淀粉糖厂、机械厂运输公司、商业公司、酒店等，其中，仅医药产业的产值，就占全村总产值的80%以上；农业领域，全村耕地面积1050亩，以农场化的经营模式被19名农业工人集体耕种，这些农业工人在全村劳动力中的比重仅为2%，他们创造的农业产值也只占全村总产值的0.05%。

这样一种产业结构，传统意义上是应该被我们赞美的，但是，因为医药产业的贡献占比过重，这种产业结构也必然伴随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福祸相依。

2015年，国家开始铁腕治理环境污染，自12月开始，华星药厂及刘庄下属的绿园药业多次受到环境处罚，被当地环保部门勒令停工。特别是2017年10月，新乡县环保局对其“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不按要求停产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要求红霉素、青霉素、洁霉素三个产品涉VOCs工段“立即采取措施停产到位，只运行一台75吨燃煤锅炉”。

也就是在此期间，整个刘庄所属企业的资金链开始出现问题。

2016年8月，农发行新乡县支行与华星药厂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华星药厂向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借款1.22亿元分别用于归还三笔贷款，绿园药业、刘庄淀粉厂、华星汽车公司、华星药厂法人史世会等为贷款提供连带担保。可惜，在约定的还款期内，华星药厂的资金链断了，几家企业一同失信，去年9月被法院判决通过拍卖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还债。到今年3月，史世会及华星药厂现法人王连太、绿园药业现法人刘发勇等人被下达“限制消费令”。

在此前后，绿园药业及华星药厂另有几笔贷款会对外借款到期，企业资产被强制执行。天眼查显示，自2016年以来，华星药厂被强制执行7次，涉及金额近2.7亿元。绿园药业等关联企业，情形类似，有的已形成不良资产，被资产管理公司处置。

主力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的结果是工厂停产、职工工资长期签发、村民福利待遇降低、企业经营长期陷入低谷。除下绿园药业，华星药厂等其他刘庄企业实行的都是集体所有制，村民除了工资、福利和分红，并无其他收入来源。由于企业经营长期没有起色，甚至陷入停工停产的境地，他们在生存上就难免陷入艰难境地，时有讨要工资的行为发生。

此次刘庄与飘安集团设置口罩储备基地，利用的即为刘庄大量空置下来的厂房、仓库。4月下旬我倒刘庄参观，发现除了华星药厂在生产口罩，绿园药业刚刚复工复产之外，刘庄的大多数企业，依然大门紧闭。

刘庄和南街村等中国著名村庄一样，都是独特而难以被复制的，因而，其问题的发生和出路的解决，也是难以用一般的经验和方法来关照和套用的。

曾有人这样描述过刘庄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难以被复制”：

一是土地的“高消耗”不能被复制。

刘庄经济发展中，农耕地被二三产业甚至非产业建设大量占用。1986年该村1286口人，实有农耕地1904亩，而到2011年该村1784人，农耕地面积却只剩下1050亩，20年中耕地萎缩近一半。这些被占用的土地被建成了工厂、大道、广场、纪念馆，以及村民人均120平方米的住房，等等。

二是强人领导模式不可能被复制。

刘庄经济的发展奇迹和模式，是与史来贺作为该村带头人高度联系在一起的。史来贺自1952年被推选为刘庄村支书，到2003年去世，50年中始终能抓住时代给予的机遇，迈出了关键而坚实的三大步：依靠农田水利建设解决了温饱问题；依靠畜牧业和小加工业壮大了集体经济，实现了原始资本积累；依靠生物医药实现了产业转型，为刘庄的发展增加了利润增长点、拓宽了市场，避免了乡村工业经济常见的大起大落结局。

而且，他还以胸怀、个人气质和魅力凝聚全村人的精气神，并有效整合外部的各种资源，自始至终成为推动刘庄经济发展的巨大合力。

三是“孤岛发展”的现象难以推广。

如前所述，2011年刘庄人均可支配收入2.9万元，是全国平均的四倍多；在刘庄企业中，同样的工作岗位，作为刘庄村民不仅在工资上要高出外地工1/3，还可以另外享受高福利和年底分红。所以，有人说，刘庄的富裕，只局限于其内部近2000口村民中，同全国众多经济发达地区一样，刘庄经济的发展，“是在享受低成本用工”。

四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不可被复制。2016年刘庄经济因环保风暴整体陷入困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五是高福利、高分红的分配模式难以被复制。

刘庄村集体经济下按劳分配所采取的是“工资＋高福利供给＋高分红”的实现形式，村民所获相对均等化的福利供给曾高达49项。这是建立在刘庄50多年中集体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的，而这，毫无疑问会消耗村集体的经济积累，而且，无法适应经济效益下滑特别是长期经营低迷所产生的变化。

以上这些成功的难以复制的经验，一方面成就了刘庄，让它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标本性奇迹，另一方面也对其自身的持续发展，形成了制度性、经验性阻碍：难以学习别的村镇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不敢轻易创新，荣誉太重，顾忌太多；管理方式“大一统”，现代企业治理的缺乏，内部缺乏活力；高福利消耗；二代接班人难以树立新的权威，并取得与父辈比肩的发展成就。

另外，在外部，新乡近些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英雄人物和发展典范，这又必然让企业获得的各种资源支持相对减少。

时代巨变，包括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变化，哪个企业还敢说关起门来，靠一种发展模式就能取得持续性成功？

刘庄也曾试着推动创新，甚至包括制度性或体制性的创新。比如从2003年起，刘庄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国内10多家知名科研单位、高校联姻，组建刘庄生物医药技术研究中心，先后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286项，自主研发几十项高科技产品。但是这些科技创新成果后来多没有有效转化成持久的生产竞争优势，没有形成如华星药厂刚建立时的那种井喷式市场行情。

又如刘庄2007年设立绿园药业，主要生产抗生药，以出口为主，其股东构成中，刘庄农工商联合社、刘庄村民委员会各占76.92%、16.29%的股份，其余股份由不少村民集资持有。然而，由于这种混合所有制仍然存在比较浓重的集体经济色彩，其“体制优越性”并未完全显现出来，因而村民对其常常莫衷一是。

2017年5月，刘庄村村委一行人到同为中国名村的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参观，重点学习后者在传统企业的股份制改制、牵手国企搞混改经济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双方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打造“百年老店”、争夺市场话语权；如何“兴”集体企业的“利”、“革”集体企业的“弊”，消除集体企业“吃大锅饭”的“二国有”现象。

但改革一旦向自身挥刀，谈何容易？况且刘庄一直将发展集体经济的旗帜扛了60多年。2018年，一位没有具名的刘庄人曾在网络媒体发过一篇名为《体制与产权》的文章，读来颇令人深思：

“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这一句老话，却铭刻着那段痛楚和屈辱的历史……刘庄过去穷，是大家都知道的，刘庄的发展是在史来贺的领导下，团结了每家每户，把家家户户的共同利益凝结在了一起，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发展集体。这正应了那句话“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坚如铁”。当年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村民心里都明镜，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有饭吃，才能有衣穿，才能有房子住。集体所有制的带来的高效率，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时过境迁，刘庄集体出了很大的问题。集体所有，在我们村的具体表现就是，村上的一切都是大队的，包括土地、企业、人口。大队给我们安排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搞些福利、给些好处，这里就不说那么具体了，而作为给大队的回报，我们相应的要失去一些东西，也算是一种自愿或非自愿的交换吧。

先说我们祖辈的房子吧，村里回收了，作为回报，村里给我们盖新村，但是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不论是第几代的住房，我们只有居住权（与现在的国家政策不符，国家是要求确权的）。用我们祖辈房子的所有权，交换了更好居住条件的居住权，却失去更重要的支配权和所有权。

再说村民的身份象征，必须用回村参加大队的劳动分配来换取，有了村民身份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村里的福利，愿意为集体做贡献就有福利待遇，否则就没有权利享受了，搞不好还是“株连制”（如果孩子不在家劳作，父母的退休金就没有保证了）。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既然是分配，就是给你什么活，就得干什么活，没有选择权的。这里就是用我们的自由权换取村民待遇。既然选择了回村做贡献，就必须服从大队的安排。

既然都希望村民回来工作，那么如何保证人人有活干呢？村里的经济来源，就是村办企业。企业有利润，村民生活质量就不会降低；企业没利润，就成了现在的状况。我们身处村办企业里，一切都必须首先遵守村里的制度……不符合村里的规定，就不能办，办了，就得受到处罚，不享受村民待遇，停发退休金，停发牛奶、大肉等福利，各种可能存在的大棒政策都来了……长此以往，就逐步失去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了。在企业里，基层员工对生产最有发言权，却不敢实话实说，说了就是与集体为敌，给领导发难……

其实，发了些牢骚，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希望领导们应该认识到，现在的刘庄集体所有制，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刘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了，更不符合国家政策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提上日程了，其主要是针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保护不严格等问题日益突出，侵蚀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我们村的稳定不是靠几次鼓励大会能够解决的。我们村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势在必行。

国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目前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两点：1、改革试点的重要基础：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重点探索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具体办法；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备案机制；依法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落实好农民对集体经济活动的民主管理权利。2、改革试点的重要目的：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要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

以上这篇文章，言辞“激烈”之处，我适当做了一些删减。今年4月，有消息说刘庄村准备把村西的一些绿化地承包给村民当菜园，如果此事为真，那么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刘庄60多年集体经济发展史上的“小岗村事件”来看待。

当前，乡村振兴又将如火如荼，据称，新型“集体制”将可能成为某种主流实现形式，我不知道，这种“集体制”和我们所看到的类似于刘庄这样的“集体制”，其间到底有何区别？是简单的“返祖”，还是适应时代新形势的系统创新？希望哪一天，我周围几个做乡村振兴课题研究和项目操作的朋友，能系统地讲一讲。

60多年来第一次陷入整体性发展困境的刘庄，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艰难突围。日前成立星飘安国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做口罩基地，即是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探索市场化合作机制的又一次典型尝试。

星飘安国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29日成立，隶属批发业，股东为北京水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市智联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飘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分别持股60%、20%、20%。北京水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华星药厂多年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投资的河南一亩心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华星药厂占股49%。此次星飘安国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扬帆起航，华星药厂主要以仓储基地提供市场支持。

飘安集团也是它的“难兄难弟”。此次疫情所带来的的市场行情，让飘安集团彻底摆脱了曾经破产重整的阴影，与北京水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几方合作，算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与它们共同形成市场合力的一种反映。

但是所有这些举措，都属于“技术”层面，并不能彻底解决刘庄的经营困境和长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日积月累的债务及其利息问题，如果不按不良资产被有效剥离处置，这将成为刘庄持久的负担。

历史上，同为河南明星村的南街村曾在银行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对历史形成的16亿元银行债务，“由政策性银行，按一定比例，逐年逐步核销”（《瞭望中国》2017年11月5日《南街村启示录）。自此，南街村轻装上阵，旗下产业重又焕发市场生机。这种遭遇和经验，在中国应该少之又少，不知刘庄有没有可能发生类似的命运？

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即将全方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在如火如荼展开，位于黄河北岸的刘庄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战略机遇期。这些战略如何抓，能不能抓住，取决于刘庄审时度势的决策和整合资源的能力。

最起码，它在医药科研、工业规模化生产、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等方面的传统优势，还依然留存，如果能够跳出来突破体制约束，和央企或其他大的产业资本合纵连横，那么，其未来并不一定不可预期。

近两年，面对同城企业新飞电器破产之后的重组重生之路，刘庄的职工没少对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刘庄为摆脱目前困境，其体制、机制问题今后会发生大的变化吗？

还是今年4月23日，我去刘庄，听当地人提到历史上史来贺老书记曾被尊称为“中国村魂”。2003年他去世时，我曾在报纸上关注过此事，如今17年过去，在他忌辰这一天，我又再次去他的纪念馆拜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