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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离婚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在离婚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进行分割，也可以归为一方所有，或赠与子女。但是，夫妻赠与子女的房产是否可以撤销？通过离婚协议赠与他人是否成立？审判实践中遇到这类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一、协议离婚，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的性质问题：
1、协议离婚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系夫妻二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实质上仅产生赠与的意思表示。如果后续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或实际交付，赠与关系未实际成立。如因客观原因无法立即办理过户手续，需要赠与人与子女另行签订赠与协议，交付产权凭证，并由子女实际占有赠与房产。
最高人民法院在刘俊驰、王义珠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053号】中认为：“刘计与其妻刘艳云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产归儿子、女儿所有，各一个单元，该约定应视为刘计与其妻刘艳云将房产赠与儿子、女儿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根据该规定，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对于房屋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本案中，刘计、刘艳云仅是在《离婚协议书》中对赠与房产作出了意思表示，协议虽然对刘俊驰设定了利益，但该利益是否实现取决于刘计、刘艳云是否现实履行赠与房产的产权过户义务。《离婚协议书》作出后，刘计、刘艳云并未将房产办理至其子女名下，而是办理至刘计名下。对于本案中的房产赠与而言，在刘计将房产过户至刘俊驰之前，赠与关系并未成立，刘俊驰对于房产不享有所有权。即使刘计已将房屋的产权证书交与刘俊驰，但因《离婚协议书》是刘计、刘艳云之间对于离婚财产如何处理的安排，而并非是刘计与其子女之间签订的书面赠与合同，也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认定赠与有效。至于刘俊驰申请再审认为刘计未在离婚后一年内撤销赠与因而赠与有效的问题，因本案中赠与关系并未成立，不存在撤销的必要，刘计是否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都不能产生房产所有权发生变化。关于刘俊驰申请再审认为应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问题，《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是买受人对于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如何处理的规定，而本案中刘俊驰是受赠人，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重大区别，不存在参照适用的条件。”
2、离婚协议中的赠与不同于赠与合同，其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夫妻在签订离婚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变更或撤销离婚协议的请求，只有在签订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下，才允许变更或撤销。因此，父母对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未成年子女房产的行为，无权申请撤销。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刘宝之、张淑云与刘某、刘昆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1204号】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现刘昆无证据证实涉案离婚协议存在欺诈、胁迫、可变更或撤销等情形，而且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与子女关系、解除婚姻关系等人身关系密不可分，在刘昆与刘丽已办理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刘昆请求撤销赠与合同，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3、夫妻协议离婚，将房产赠与子女，如果赠与之前夫妻存在债务，则有逃废债务之嫌，赠与行为不具有对抗债权人的效力；如果债务发生在赠与之后，且债权人明知此事的，具有对债权人的抗辩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王光、钟永玉等股权转让纠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中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钟永玉与林荣达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钟永玉与林荣达解除婚姻关系及有关财产约定的意思表示真实。根据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王光与林荣达之间转让股权的时间为2009年9月，王光因该股权转让纠纷根据生效判决申请原审法院对讼争房产进行查封的时间为2013年6月，此时讼争房产登记在债务人林荣达个人名下。钟永玉一审中提供的复印自上杭县档案馆的《离婚登记申请书》、《离婚协议书》、《审查处理结果》等三份证据，能够证明钟永玉与林荣达两人于1996年7月22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已明确将夫妻双方共有的讼争房产归钟永玉及其子女所有。上述《离婚协议书》系钟永玉与林荣达两人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依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批准解除婚姻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由于该《离婚协议书》签订时间（1996年7月）在先，法院对讼争房产的执行查封（2013年6月）在后，时间上前后相隔长达十几年之久，林荣达与钟永玉不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据此，钟永玉与林荣达在离婚协议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亦属有效。王光上诉认为钟永玉与林荣达之间的离婚协议属恶意逃避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夫妻协议离婚，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有两种情况是可以撤销的：
1、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时，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在房屋产权未办理变更登记之前，该房屋仍属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二人共同主张撤销赠与行为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在杨梅、刘朝全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65号】中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杨昌国与陈晓梅在《离婚补充协议》中约定将案涉房产赠与给杨梅，但直至杨昌国、陈晓梅与刘朝全、谢刚琼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案涉房屋产权仍登记在杨昌国名下，在房屋产权未办理变更登记之前，案涉房产应视为杨昌国与陈晓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二人有权处分该房产。”
但是，如果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时约定将共有房产归属子女后，一方私自撤销赠与的行为是无效的。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在王东升与王存财赠与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浙0203民初6407号】中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在离婚协议中与原告母亲约定将涉案房屋赠与给原告，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该离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真实有效的，因该离婚协议涉及身份关系，各条款内容相互关联，该赠与条款作为离婚协议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属于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对于财产分割时对财产的处分，与一般意义的赠与不同，夫妻双方均应实际履行，因此，被告应按离婚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被告将涉案房屋出售，导致该离婚协议约定的赠与合同无法履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房屋出售价款，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离婚分割财产时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形，自离婚之日起一年内可向法院提出撤销。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的，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俞宝卫诉王佳雯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终11177号】中认为：“协议中的赠与不同于《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不应当然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协议往往涉及子女抚养、财产赠与等变更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约定，具有强烈的人身关系以及道德性质。夫妻双方将房产赠与子女是基于原有婚姻关系这一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基础，并具有保护未成年人子女利益的道德性质，故应优先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中，俞宝卫与原审第三人协议时，双方自愿将共同所有的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协议中的房产赠与条款与解除婚姻关系及对共同财产的处理等是一个整体，在双方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应认定赠与房产的目的已经实现，俞宝卫现对赠与房产问题反悔，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协议离婚时将夫妻共同房产赠与子女，子女有权要求过户。夫妻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所有或一方和子女共有的，子女是否有权就离婚协议单独主张权利，要求履行离婚协议呢？其实，有关房产的赠与是赠与人为换取另一方同意协议离婚而承诺履行的义务。在相对方已经按约定与赠与人协议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形下，赠与人也应按约定履行给付房屋的义务。如果赠与人不履行该义务，则构成违约，离婚协议相对方有权请求法院判决履行房屋交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可以理解为上述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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