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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第一？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诞生很早，1862年清政府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学堂，但是真正创办大学还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老大帝国不敌蕞尔邻邦，有识之士纷纷觉醒掀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大学应运而生。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同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时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北洋西学学堂就此成立，转年改称“北洋大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级，初设工程、矿冶、机器、律例四个学门，学科的设置反映了盛宣怀办理洋务的实际需要。学堂历任督办从盛宣怀开始都由津海关道兼任，直接上级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王文韶到袁世凯都有所过问。因盛宣怀同时兼任津海关道以及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学堂开办经费就由天津海关关税、电报局和招商局捐银组成，合计每年五万二千两。

北洋大学堂主楼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工部尚书兼官书局大臣孙家鼐等人分别上书，请求在京师推广学校、开办大学堂。1898年，光绪帝半年之间连发多道上谕要求从速举办京师大学堂，6月11日光绪帝颁布百日维新的改革纲领《明定国是诏》专门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钦命咸丰九年状元、光绪帝师傅、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在由康有为委托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由此规定了京师大学堂统领各省新式学堂并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开办科目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文字学，算学、格致、政治、地理、农、矿、工程、商、兵、卫生等学。开办经费需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经费十九万两，由户部筹拨专款。

京师大学堂中外教员合影

单就创办时间来说，的确是北洋在前；而京师大学堂的层次、规模、地位都更加重要和正规，因此其开办过程也迭经反复，异常艰难。就性质而言，北洋大学堂是第一所官办大学，主要依靠的是直隶一省之力。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综合性大学，并且是唯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办的大学。每个国家、党派、团体都有各自建构的叙事体系，各有其出发点和依据，天大、北大对外正式的表述分别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和“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两校很少脱离上述限定语直接宣称“第一所大学”，两校的定位都有其合理性，处理得也比较克制且艺术，历史本就复杂多面，标准难定，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应该说，两所大学同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先驱，代表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历程。

并不十分成功的院系调整

虽说京师大学堂定位更高，但遗留了科举时代的衙门作风和官僚气，学生毕业后按程度给“进士”和“举人”出身，据蔡元培回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而北洋大学以美国著名大学为蓝本，聘请的教员多为外国人且不惜重金，每名外国教员年薪高达2400两白银，从讲课到作业全部采用英文，毕业生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研究院深造全部免试。因此，在创办初期，北洋大学的教学水平似乎更高。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在就职演说中，针对学生中弥漫的升官发财思想，蔡校长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以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相勉励。罗家伦说“这种精辟、勇敢、诚挚而富于感动性的呼声，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这位前清翰林、在德国、法国留学多年的校长，以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为榜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北大很快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

蔡元培

蔡元培改革的措施之一是把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把北洋的法科并入北大，在两校之间来一个院系调整。调整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依据德国、法国大学的经验，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各司其职，大学应以文理两科为中心，应用科学由专门学校承办。第二，“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第三，蔡元培历来着眼于全国教育的布局，“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他认为北大与北洋法、工两科重复设置没有必要，在商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之后做出这种调整，把北大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充实理科。

这场调整波及了两个浙江籍青年——徐志摩和吴经熊。他们俩在沪江大学相识，1917年2月，经徐志摩提议，两人同时转入北洋大学法预科，谁料半年后就遭遇院系调整，吴氏认为天津已经离家很远，不愿再北上，于是转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日后成为著名法学家。而曾在1914年考入北大预科的徐志摩，则重新转入北大法科政治学门，一年后出国留学，返国后成为北大英文系教授。入北大后，徐志摩结识了梁启超、胡适等文化名流，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成就了一位诗人。

这次调整对于个人的影响尚且如此，对于学校来说就更大了。蔡元培这样做是完全出于全国教育的布局和效率，毫无私心，在国人普遍追逐法商、工程等应用学科的氛围下，蔡元培提倡文理基础研究可谓用意深远。但这场小范围的院系调整并不成功，北大工科和北洋法科的绝大多数教授并未进入对方学校，而是另谋他职；北大法科和北洋工科也并未因此调整而得到加强。恰恰相反，北洋法科在民国初年已相当成功，王宠惠、王正廷、郭云观、徐谟、燕树棠等近代著名法学家、政治家皆出自北洋一脉，调整后北洋大学专办工科，不但政界校友后继乏人，而且成就卓著的北洋法学教育也就此中断，失去法科成为北洋师生的心结，后人一直谋求恢复。而北大失去了工科以后，近二十年间没有工学院，后期之秀如清华正是凭借新兴的工学院在30年代异军突起，同时期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无不包括工学院，无论从服务国家建设还是学校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大失去工学院都是一大损失。直到1946年，北大才在傅斯年校长手中重办工学院，把一个德国式的近代大学变成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美国式的现代大学。

早期北京大学工科实验室

这里还有个插曲。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洋大学爱国学生也在天津积极组织罢课游行，事后校方竟将参加罢课游行的学生开除。时任北洋大学学生会长孙越崎亲自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家中联系，后来蔡氏南下，孙越崎再与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接洽，蒋梦麟深表同情，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同意北洋同学转入北大。这一年，北大最后一届工科学生并入北洋，工科已经停办，但为接收北洋转来的工科同学，北大又重新恢复工科采矿冶金、土木两系，1920年3月6日北大召开评议会特别会议，追认收回北大送往北洋大学学生案，开设新班，聘请教员温宗禹、何杰、王绍瀛、陈湛恩、周象贤等，直到1922年这批同学全部毕业。孙越崎从北大毕业后投身实业，战时担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供应抗战需要，其产量几乎是后方产油之全部，后又担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被誉为“煤油大王”、“工矿泰斗”。同期转入的还有北洋土木系学生张含英，他选择进入北大物理系，日后担任北洋大学校长、新中国水利部副部长、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

孙越崎

动荡年代，折腾不断

除了上面这次影响深远的院系调整以外，几十年里两校之间合并风潮几度上演。早在1912年《划分大学区议案》中就提出将全国划为四个学区，把北洋大学归并北京大学。1913年9月，教育部以“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为由拟将北大停办，遭到校长何燏时及师生强烈反对，教育总长汪大燮又提出将北京大学合并到北洋大学，再遭反对而作罢。1914年1月，教育部再次提出将北洋大学并入北大，遭到抵制后教育部随即抛出一个折中方案，“查本部前以北京、北洋两大学并立于京津，咫尺之地，于学区分划即嫌不符，而应合应分尤须筹划……使两大学采相对的分立制。北京大学设文、理、法、医4科，北洋大学专设工科而渐加扩充”。与之前几次合并的动议一样，这个方案虽然也没能实施，却成为三年后蔡元培提出两校院系调整计划的先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蔡元培、李石曾等效仿法国大学区制，改教育部为大学院，由蔡氏亲任院长，决定先在浙江、江苏、北平三地推行大学区制。应该说，大学区制不独为蔡元培一人所认可，历任教育总长多有推行，发展到此时乃达到高潮。在北平大学区，竟一口气把包括北大在内的原有国立九校，连同前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天津北洋大学、保定河北大学一起合并改组为国立北平大学。这种不顾各校原有历史传统的激进政策一经推行，风波骤起，各校群起反对，掀起复校独立风潮达一年以上，192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只好下令取消大学院恢复教育部，1929年6月，国民党二中全会正式决议废止大学区制。最终，北大成功脱离北平大学恢复原名，而同样并入北平大学成为其第二工学院的北洋大学因为只有工科，根据1929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遂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鉴于北洋大学历史悠久、成绩优异，特提请行政院会议通过成立“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

北洋大学校徽

抗战军兴，平津沦陷，两校均为重要大学奉命西迁后方，北大与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北洋则复杂得多，先后参与组建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此外还有北洋西京、泰顺两个分院，战后两校各在平津复员。只是当初北平沦陷时，伪政府曾利用北大等校的校舍设备成立了一个“伪北大”，战后“伪北大”大部分学生经过甄别、考试成绩合格者得进入北大，只有工学院由北洋大学接收，成立北洋大学北平部。1947年，因北洋大学要求平部师生迁津，遭到部分师生反对，教育部决定该部并入北大战后新设立的工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全盘学习苏联的院系调整，北洋大学易名天津大学，两校都有大量院系调出，其中北大工学院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四系并入清华，化工系并入天大，造成长期内北大只有文理、天大只有工科的局面，仿佛绕了半个世纪又回到原点。新世纪以来，北大陆续恢复医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天大也复建了法学院，这既是为了服务国家发展，又完善了学科布局，更是对各自历史传统的尊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两校师生，渊源深厚

创办之初，两校都聘请美国传教士担任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是丁韪良，北洋大学堂是丁家立。早期的两校也都由欧美留学生担任负责人，民国初年北大首任校长是留学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著名思想家严复，而北洋大学前后几任监督都是晚清选送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反映了当时取法泰西、提倡新学的时代潮流。

在清华作为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成立以前，北洋大学和京师大学堂是晚清官派留学生的重要基地。其中北洋大学第一班学生王宠惠在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相继担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和袁世凯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并被聘为北大法律系教授；秦汾（1903级土木）获得哈佛大学天文数学硕士后担任北大理科学长；而京师大学堂学生李仪祉（1904级预科德文班）赴德国学习水利，归国后担任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被张含英誉为“我国由古代水利转变为现代水利的开路人”，1933年与北洋校长李书田等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后又兼任西北联大教授。除此以外，1901年考入北洋矿冶科、留美后改学经济的马寅初日后成为北大校长，而北大1913级预科学生刘仙洲于1924年担任北洋大学校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27-1949年，也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国民政府历任教育部长均由北大、北洋两校学人担任。其中北大方面有蔡元培、蒋梦麟、李书华、朱家骅，包括曾短暂代理部长的段锡朋、陈雪屏，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由出身北洋大学的陈立夫（1919级矿冶科）担任，而陈的前任王世杰又同是两校中人，他曾于1910年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科，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返回武汉参加革命，之后留学英法成为宪法学家，1920年代曾担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及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风格相似的两校长：傅斯年与李书田

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虽然政治不时介入教育和学术，甚至国民党时期这种干预还相当强烈，但总体来说程度是有限的，教育家呼吁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政府能保持一定的克制，尽管双方仍时有冲突，这就为教育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期间，公立、私立、教会大学鼎足而三，教育家的思想和才华充分施展，各大学个性鲜明，各具特色。在灿若星河的教育家中，北京大学傅斯年和北洋大学李书田这两位的教育理念和行事风格极其相似。

傅斯年

两人有相似的教育经历。他们都在各自学校接受了从预科到本科的教育，在校期间两人都堪称学霸，毕业后都留学欧美。傅斯年1913年入北大预科，成绩名列第一并获得预科学长出资设立的奖项，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后，更以读书多、见解深刻著称，曾在一夜之间挑出《文心雕龙》主讲老师的讲义里30多处错误，傅斯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其创办的《新潮》杂志风行全国，一般人印象里的北大总是自由甚至有些散漫，但民初的北大还有另一个传统，耶鲁大学毕业的徐崇钦担任预科学长期间坚持一切从严，“教授们督促学生的功课与考试，都是逼紧不放松的。预科同学看见本科同学是那样的轻松和散漫，不知不觉的看不起本科，而以预科的严格自傲。”同时极端重视外语，主张用原版教材、外语讲授，这画风倒真的很像北洋大学了。李书田1917年考入北洋预科，1919年升入本科土木科，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留学康奈尔大学时平均成绩更高达99.5分。据与李书田同级的陈立夫晚年回忆，他与李书田同时报考庚款留学考试，结果他不幸落选，称李书田“为在校中最用功的学生，成绩特别优异，总平均分数在95以上，他一参加，我就没有机会了”。学霸李书田对同学的碾压可想而知。

李书田

李书田题字

两人日后都长期领导学术团体，并以严格要求、拔尖主义著称。1927年，傅斯年回国受聘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同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度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傅斯年对学生一贯要求严格，战时避居四川李庄的史语所青年们见了他如同老鼠见了猫。1927年，李书田回国后相继担任唐山交大和北洋校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水利工程师协会副会长等职，李书田任校长期间，秉持北洋严格的传统，录取坚持重质不重量，大考小考不断，学生淘汰率一度高达50%以上，他不但考学生而且考老师，“我出题，教授回答的好，就续聘你；答不好就对不住了，请你走人”。两人对于优秀毕业生的拔尖主义也如出一辙，傅斯年手中一直保留着一册北京大学《国文史学系三、四年级学生姓名履历及历年成绩》，以便将高材生网罗进入史语所；而李书田也有一个记录本，上面记载着北洋和唐山两校应届毕业生各班前三名学生的基本情况，以便为其介绍工作或延聘到北洋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