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小产权房(第二家)

凡事都有代价,这就说明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成本。因此,成本是无可避免的最高代价。所谓的代价,就是指放弃了些什么。很多时候,人生需要作出选择,舍乙而取甲,乙就是甲的代价。事实上,任何成本都包含着机会,都是机会成本,所以机会说出来是多余的。

“成本”是一个熟悉的词,但是要正确理解经济学上的成本,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是成本。成本因选择而引起,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因此,成本就必须面对未来,成本就是一个将来时态。也就说,人们不能回头到昨天补作决策。昨天的决策今天看,不管是错对,都是覆水难收。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因为无法作出选择了。就拿一件很简单事情来说,到饭店里点几份菜而花去了100元,但是这菜是否吃,这100元都不可能再要回来了。因为这是无法选择了,所以就没有存在所谓的成本。

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做任何事情的成本都是说放弃的是最有价值的机会。如果今晚要和女朋友约会,就没有时间学习经济学,就没有时间去喝酒,等等。这么多项之中,哪一个要放弃的有最高的价值,就是你约会的成本。因此,能否去约会女朋友,就要看各项选择的价值。没有了选择,空谈成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虽然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但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终决定人的行为,还是成本。成本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也就会发生了变化。就拿约会的事情来说,每个人成本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很悠闲,约会要放弃的最高代价不高,但是有的人很忙碌,约会要放弃的最高代价很高。因此,前者在约会方面的成本比后者具备了优势。如果那个女孩从他们两个人约会之中得到收益是一样的,那么前者就在爱情竞争之中具备了优势。

成本不是专家计算出来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没有了竞争,就永远不知道真实成本。价格管制的原则往往都是采取按照成本进行定价,也就说通过成本进行核算,再加上合理利润,从而得出一个价格。价格管制可以控制所谓的合理利润,但是却无法控制成本。这种定价原则,给企业的信号就是,积极降低成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既然限制利润了,那么企业就可能拿成本出来做文章。很简单事情就是,把办公室装修得豪华,出现各种铺张浪费,毕竟这些都是可以算进成本里。成本提高了,价格就可以提高了。因此,各种生产成本就高得惊人。一些行政垄断企业,正因为政府对他们采取了成本定价原则,所以成本就一直都没有降下来。没有竞争,就没有所谓的成本。就拿写文章来说,写一篇文章的成本是多少?这个

成本可以很低,也可以高得惊人。我可以在家里写,也可以搬到宾馆总统的套房里写。要是写作的报酬是按照成本定价原则,那么我就搬到总统的套房里写。如果这个价格是定下来了,那么我就考虑自己的成本是多少,是否值得做。要是觉得合算的话,我就想尽一切方法降低成本。就拿选择电脑配置来说,我考虑就是的功能能否满足写作,上网查找资源就可以,而不是考虑配置非常高的电脑。如果电脑配置过高,对于我一个不玩游戏的人来说,往往是多余的,也是没有必要付出的成本。

没有从竞争角度看成本,就永远无法看到真实成本。就拿生产一件衣服来说,甲的成本是11元,乙是15元,丙是8元,那么通过竞争而形成的成本就是8元。如果对方出价10元买这一件衣服,那么要让自己有钱可以赚钱,就必须把成本降低到10元以下。现在,甲乙的生产成本都高于10元,因此必须想尽一切方法把成本降低到10元以下,否则只能放弃生产衣服。真实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成本决定价格的,而是价格决定成本。也就说,先有了一个价格,然后再对自己的成本作出估算,从而判断做不做。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件事情是否值得去做。讨论爱情时,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他(她)不值得你这样做。这句话翻译成经济学语言就是,你为对方付出的成本高于你的收益,是不值得去投资的。成本这个东西,要从将来收益角度来看。

市场之所以存在交换,这就是因为存在比较成本,同时又称为比较优势定律。对于这个问题,张五常说道:“生产同样的物品,只要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成本,各自选择成本较低的来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易可以互相得益。”如果没有竞争,比较成本就没有任何意义。30多年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仅是发达国家的1%,但是这个成本优势并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些产品不能放到同一个市场上竞争,成本再低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相同一件产品,人家卖100元,你卖10元,但是你的产品并不能拿出去卖,再便宜也是没有意义的。

30多年前,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很低,但是制度成本却是非常昂贵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劳动力价格比20世纪80年代时上升了很多,但是产品却更有竞争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答案就是,制度成本降低速度比劳动力成本上升更快,再加产品质量提升。为何制度成本能够下降得如此快?这就是竞争的结果。因此,并不是制度成本本身就是这么高,而是缺少竞争导致的。竞争的引进,从而鼓励人们积极降低制度成本,实现产品能够取胜。

没有外在竞争的压力,一个人很难做到积极降低成本。从这点就可以明白,为何那些行政垄断企业的成本是那么高的。面临各种竞争压力,成本高低就决定了生死,企业就会积极降低成本,从而获得生存。没有放到市场竞争,通过专家进行核算出来的成本,都不是真实成本。只有参与市场竞争,人们才可能意识到要砍掉一些多余的成本。没有那种压力,就不可能有节约成本的概念。

竞争是进步的因素,同时也促进成本的降低。每个人都想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那么就必须不断降低成本。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在各个环节下功夫,做到压缩成本,并且再压缩。生产企业就积极采取技术改进,提高管理效率,从而达到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作为经销商,就会捕捉各种信息,获取更低的进货价,获取更低的物流成本,同时也在销售方面,想尽一切方法降低成本,以及在降低资本成本上都苦下功夫。就这样,从而形成一种追赶,进行成本的比赛。每个人都在想尽方法以最低成本生产更好的产品,从而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一些企业追求产品创新,生产出所谓的特色产品,本质就是追求自己的产品成本优势。要生产别人无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就等于说要生产出别人需要很高成本的才能生产的产品。

很多时候,人们对资产的评价,往往是根据过去投入,折旧因素,从而得出价格。要知道,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过去投入多少,与现在无关。真正的成本是要面向未来的,没有未来,就没有选择,更加不可能有什么成本。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竞争,这个最高的代价就不可能降低。比如,做一件事情,漫不经心去做需要三四个小时,但是认真去做,可能一两个小时。有了竞争,这个最高的代价就可能降低。因此,观察真实世界的成本,需要从竞争角度去看。

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经济学

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讨论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意义不大,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却给我们很多启发。从20世纪90年代起,婚前性行为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实践。如今,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主流,婚后性行为反而成为一种另类。人们从普遍选择婚后性行为到普遍选择婚前性行为,这就说明了婚后性行为成本增加了,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了。

从文化观念角度去解释人的行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为了强调某种价值观念,从而否认经济学常识,这就错得离谱。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就说明成本发生了变化,也就说做这种事情的代价降低了。这从需求定律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价格降低,需求量增加,反之相反。因此,需求曲线就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婚前性行为需求量增加,就证明了婚前性行为的代价降低了。当然,经济学解释的精彩之处,并不是套套逻辑去解释真实世界里的所有现象,而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独特的分析。

性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这和企业生产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但是任何一种行为都离不开成本的约束。尽管性行为可以给双方带来生理上的满足,但是这种行为成本高于收益,人们就会选择放弃。正如慕容雪村说的:“波茨纳说,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知道朱迪·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也不会跟她上床,因为这事风险太大。”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很少人选择婚前性行为,并不是他们不知道性可以带来快乐,而是做这事的代价太高了。那时,社会观念认为,没有婚姻关系的性关系是有罪的,所以婚前的性行为就更加不敢想象了。

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这有外生变量的因素,也有内生变量的因素。外生变量就是这个社会宽容度发生变化了,减少外界的压力,以及避孕技术进步;内生变量就是个人观念发生变化。当然,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前,婚前性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宽容。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婚前性行为致孕也足以让少女选择自杀。现在,这个社会不仅宽容婚前性行为,同时还有一股潜流在鼓励婚前行为。这个外生变量的成本迅速降下来,从而促进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相对内生变量成本来说,外生变量成本下降得更快。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17年之后,性用品店已经是到处可见。如果没有这些安全套,就增加人们婚前性行为风险。毕竟,意外怀孕的代价还是很大的。可以看出,婚前性行为成本代价降低了,需求量就猛增了。

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并不是人们对性偏好发生变化,而是约束人们做那事的代价降低了。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并不是不想做那事,而是成本太高了,做不起。那时,要做那事,就必须通过结婚途径。但是如果仅仅为了让生理得到满足而选择结婚,代价是极高的。如今,性行为成本降低了,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加也是很正常的。以前,想做却做不了,付出代价太高了;如今,想做就可以做,毕竟付出代价降低很多了。这就好比买车,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20世纪90年代,却很少人买车。难道人们以前对车没有产生偏好吗?肯定不是,而是买车代价越来越低,所以越来越多人可以买得起车。

尽管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现象,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婚前性行为。这些反对者之中,他们理由也是不同的,有的认为,把人生第一次留到结婚那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有的担心将来丈夫介意她的第一次。当然,凡事都有代价的。为了结婚那天的意义,就是付出性压抑的代价。第一次没有了,将来丈夫不可能介意,也可能介意,这些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将来丈夫不介意,就必须付出性压抑的代价。这个付出是否值得,这就要看个人如何评价。道理很简单,要让马跑得快,就必须给它吃草。不想给马吃草,同时又想它跑得快,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钱,到了临死前才攒够了买新房的钱,才住上了新房。而美国老太太则先贷款,住进了新房,到死贷款也还完了,她也因此住了一辈子的新房。其实,婚前性行为就是美国老太太故事版本,婚后性行为中国老太太的故事版本。道理很有简单,如果有机会提前享受,为何要放弃?一些人固执坚持把留到结婚那天,从而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并不反对,但是经济学却告诉人们,为了这种特殊偏好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中美老太太的故事,折射了不同观念偏好。不同的人有不同价值观,或许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是经济学却清楚告诉每个人,不同价值理念的选择发生费用是不同的。现实生活往往是这样的,某些价值观可能造成个人生活成本的增加。一个社会价值观往往影响制度的选择,不同制度的选择,背后的运作费用也是不同的。因此,婚前要不要性行为,也就成为经济学问题。个人的生活方式深受价值观影响,问题不在于执着坚持自己价值观是否重要,而是思考坚持的成本是多少。

性可以给男女双方身体上带来满足,拒绝婚前性行为,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享受就要推迟。可以这样理解,婚前性行为就好比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然后再把产权清楚界定。那么婚后性行为就是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或许,这样比喻不是很准确,但是基本道理就是这样。如果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遇到房子涨价就有点不合算。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不好的就是推迟享用。人生苦短,推迟享用就会错过黄金时间。因此,婚前或者婚后性行为,无非就是这两种购房方式。

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内生需求,取决人们时间的偏好,或者叫做人性不耐。改革开放之前,婚前性行为现象很少,这是一种扭曲的需求。那时,婚前性行为的价格并不是市价,而是干预下的价格。这种价格远远高出市价,所以婚前性行为需求量就非常少。现在,这种价格干预基本取消了,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就回归到一种常态之中。

即使婚前性行为价格降低很多,但是始终比婚后的价格还要高。既然婚前做这事的价格要比婚后要高,但是人们为何要选择婚前?这就说明了,人们对现在收入优于将来收入的偏好。毕竟,明天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就要抓紧享受。要知道,人性不耐决定以较多将来财货换取较少现在财货。这就让我们明白,只要与时间有关的现象,都涉及利息。

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经济学,就告诉我们,时间是有价格的。利率就是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在进行交换时的价格。婚前是否性行为,经济学永远是从中性角度看问题。婚前要不要性行为,这就要看个人的选择。我没有鼓励人们要婚前性行为,只是客观分析了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加的因素,进行经济学的解释。还是那句话,婚前要不要性行为,自己看着办。

为何穷国喜欢多生孩子

通常情况下,穷国的生育率普遍比富国要高。对此,有一些人总是嘲笑穷国的人们观念落后,因此就有了越穷越喜欢生,越生越穷的说法。穷国多生孩子,这并不是愚蠢的做法,反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穷国的人们之所以多生孩子,因为人口首先是资源,是改善将来生活的基础。相对发达国家来说,穷国的福利往往较差,国家不能给予养老,自然就要通过多生孩子来养老。穷国的人们收入低,生孩子的成本也比较低。富国的人们收入高,生孩子的话,往往意味要放弃高薪工作,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自然就不愿意生孩子。

抚养孩子方面,穷国的成本远远低于富国,所以多生孩子对当前生活影响程度远远低于富国。相反,要是年轻时少生孩子并不能节约多少财富,但是晚年生活却是非常凄惨。生子防老并不是穷国的落后观念,而是意识到国家不能提供养老的情况下,作出一种非常明智的判断。

一个国家生育率高低,不仅和经济水平有关,同时也和这个国家福利水平有关。虽然美国和欧洲国家在经济水平差不多,但是欧洲国家生育率却远远低于美国。可以说,低生育率一直是不少欧洲国家感到烦恼的问题。欧洲国家生育率不到1.4%,远远低于美国的2.1%。现在,欧洲劳动力数量出现严重缺乏,所以不得不引进大量劳动人口。

相对美国来说,欧洲国家普遍是高税收、高福利。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就不愿意生孩子,反正国家养老了,还需要什么生子防老?高福利的国家,就导致人们间接依赖别人的孩子来养老。道理很简单,别人的孩子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国家征收高额的税负,间接给自己养老。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美国人口资料社的负责人巴茨说,在欧洲大陆,大约近一半的国家已经遏止了长达20年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滑的趋势。针对人口出生率不断下滑的情况,欧洲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和教会领袖曾纷纷发出警告说,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如今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社会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欧洲的低生育率影响了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欧洲国家都想方法提高生育率,毕竟他们已经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

亚洲四小龙曾经是贫穷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曾经很高,但是这些人口红利却让经济崛起,成为经济比较富裕的国家或者地区。因此,穷国多生孩子并不是坏事,反而成为有利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男人有钱就变坏的经济学

并不是所有男人有钱就变坏,但是男人有钱就变坏这种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男人腰缠万贯、身居显位的时候更容易变坏、出轨、包二奶、闹离婚,这点是不可否认。这里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也就说他们有了钱就变得花心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男人有了钱就一定花心,只是说男人有钱就变得花心的现象普遍存在。为何“穷男人”相对专一,但是这个“穷男人”随着财富不断增加,就会对“专一”需求减少,对“花心”需求增加,这是什么因素导致?

贫贱时能同甘苦共患难,得富后却劳燕分飞。是什么使人背叛了曾经的承诺?难道财富会让人的道德水准下降吗?实际上,财富并不是引起道德水平变化的变量。道理很简单,开名车往往都是有钱人,这并不是说明有钱人对名车就比穷人更有偏好,而是条件约束下,穷人对名车无法成为真实需求。要是这个穷人变成有钱人,他这种偏好就会体现出来,也就会想到去买名车。

需求定律(TheLawof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要搞清楚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就必须从需求定律角度来看。不管是极度自私的人,还是像雷锋这样的好同志,都离不开真实世界里的约束条件。高尚也好,卑鄙也好,最终决定他们的行为还是成本。

男人有钱就变坏,也就说他从“专一”变成“花心”。从需求定律角度来看,就是对“专一”需求减少,对“花心”需求增加。对于两种物品,如果一种物品价格的上升引起另一种物品需求的增加,则这两种物品被称为替代品。从某种意义来说,“专一”和“花心”可以看成替代品。需求定律告诉我们,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如果一个男人对“专一”需求减少,就说明“专一”价格上升了。也就说,他追求“专一”所付出的成本增加了。要是对“花心”需求增加,也就说明“花心”价格降低了,享受“花心”效用所付出的代价降低了。这个就好比我们买东西,东西便宜时,我们买多点,贵时就少买一点。

正常情况下,一个穷男人不是长得特别帅,同时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应该没有女人排着队来找他。这种情况下,他花心收益是非常低,所以他选择“专一”的代价是很低。这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个女人跟着他,算是非常不错,他还有什么资本去花心!对他来说,好好对这个女人“专一”,收益是最大化的。要是花心的话,他可能两头都不到岸,最终两手空空。这时,他选择“专一”获得收益比“花心”多,还有什么理由不专一!

实际上,“专一”和“花心”只是不同产品而已,它们之间是替代品,而不是互补品。一个人减少对“专一”的需求,必然增加对“花心”的需求,而不是同时增加。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一个穷酸的小伙子,即使他长得很不错,也未必有女人能够看得上他。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无法花心,自然对花心没有产生真实需求。随着他个人努力,财富增加了,社会地位提高了,就开始有女人喜欢他。等到他有一天事业有成,喜欢他的女人可能就是一群了。这么多女人一起竞争他,自然他选择机会就多了,就不会么专注某个女人。要是以前,他可能会苦苦挽留离开自己的女人,但是他有了财富,社会地位提高了,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了。他会这样想,有什么理由怕她,还有一群女人排着队等他,所以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低头挽留离开自己的女人。毕竟,当他有钱之后,选择“专一”的代价变得很大,也就说“专一”对他说,变得昂贵了。

不可否认,夫妻长期积累的情感、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的亲情感、家庭所带来的温馨、内心的责任感、世俗的道德压力等这些内生变量,都会使得男人们在面对这种诱惑时能够产生强大的免疫力。但是从医学角度来看,有了抗体并不代表一定不会受病毒感染,而是看抗体和病毒,哪个更加强大?一个成功男士,永远都是受到美女青睐的。这些外界因素,都会对他产生非常强大诱惑,确实也是很难抵御。这时候如果选择专一,对他来说,成本是非常高的。当然,不同人对专一收益评价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男人对“专一”有一种特殊偏好,能够愿意为“专一”而承受很高成本,他出轨的机会就是比较小。这种执着“专一”的男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男人。

事实上,这种好男人确实不多了,毕竟很少人愿意为这个“专一”而承受极高的成本。需求定律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价格和需求量反向的关系。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一个男人越有越钱,发生花心机会就越大。如果一个男人本来很专一的,但是感情上受到严重打击,刺激过度之后,品位也可能发生变化。或许,他就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值得他专一,所以他就选择花心。这个花心并不是因他的财富增加,社会地位提高而造成,而是他的偏好发生变化。这个就好比,一个人喜欢吃牛肉,要是牛肉价格下降了,他会吃多点。但是有一天,他偏好发生变化了,不再喜欢吃牛肉。然而,他所有行为都没有否定需求定律,只是约束条件发生变化而已。

有钱男人,长得很帅的男人,漂亮的女人,给人感觉都是很花心的。这从需求定律来判断,是完全对的。真实世界里,影响着需求因素太多了,需求定律就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前提下,作出价格和需求量关系的分析。一个很有钱的男人,要是他遇到非常值得自己喜欢的女人,他也会选择非常专一去珍惜那个女人,而不是做一个花花公子。漂亮的女人之所以花心,并不是漂亮的女人本身就有一种花心基因,也就是说她的内生变量并不是花心的,而是外生变量让她不得不花心。一个漂亮的女人,有这么多的追求者,她哪有静下心思来专一?或许,我们可以作道德审判,要求这些人专一,但是这种力量往往很脆弱的。经济学只能告诉人们,不同约束条件下,人的行为也会不同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嫁给有钱人,就必须承受丈夫花心的风险;娶漂亮的女人,就必须承受妻子花心的风险。真实世界里,成本处处可见,有得有失,这就要看个人偏好如何。很多时候,并不是结婚了,就可以放心了。竞争无处不在,自己的丈夫是事业有成的男人,肯定有很多女人要打他的主意,甚至想夺走他。同理,自己的妻子漂亮迷人,即使为人妻子,照样还是有男人要打她主意。尽管我们不可以改变需求定律,却可以增加内生变量,从而增加对方抛弃自己的成本。

从婚姻角度来看,男人有钱就变坏,确实是对契约的一种破坏。经济学者薛兆丰说过:“女性的黄金时段来得早:美貌、身材、生育、哺乳,都集中在青年时期,到中年就已经大功告成。男性则相反:风度、事业、财富、经验,往往要到中年以后,才初露端倪。一个52岁的已婚者,是否应该为自己25岁时签订的婚姻契约负责呢?当然应该!所谓‘负责’,就是指破坏婚约的人应该承担较重的代价。”如果没有一种契约精神,人们做交易费用就变得很高。既然很多女人知道男人有钱就变坏,那么她们选择就会变得很功利。如果她选择一个将来可能很有钱而很穷的小伙子,就怕担心对方“敲竹杠”,所以还不如直接嫁个有钱人,这样风险相对小些。

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和女人漂亮就花心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女人是否漂亮,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男人有钱就变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文学世界里一些美好故事是不可靠的,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实际上,每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代价之间一种取舍。离开成本约束去观察人的行为,永远都是雾里看花。就拿要不要离婚的事情来说,或许我们总会编出一些很好理由,爱情已经死亡了,两情相悦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相见就是痛苦,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挥泪道别。事实上,没有这么文学化,说到底就是离婚收益划不划算。要不是这样,怎样有这么女人能够忍受丈夫花心,依然捍卫着自己的婚姻。因此,男人有钱就变坏只是一条简单需求曲线而已。

大学生参加社团的经济学分析

很多大学生都是以锻炼能力、扩大交际圈等理由参加社团,但是产生的实际效果却是极其不理想。每逢社团招新时,大一新生对参加社团的热情是相当高,有人甚至一下子报名参加好几个社团。可是过了一年后,这些人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纷纷退出社团。

大一新生,对大学生活了解不多,就会有一种信息极其不对称。当然,信息永远都是有价的。这种情况下,这些新生对社团作用了解不多,获得信息往往来自各个社团打出广告。社团招新时,为了能够顺利找到人,自然会夸大一些东西,从而说服你进来。有些社团,参加还要交费的,就会出现所谓的多多益善。

有观点认为大学生参加社团的动机大致可以归为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事实上,这些动机往往都成为空洞口号,并没有多大实用价值。可以说,社团很多活动都是做无用功,增加这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这就是我们勤劳而不能富有的原因之一。

有的高校学生会成员就是跑去检查学生逃课情况,不仅是对人家逃课权的一种侵犯,并且还严重影响到老师上课。这些人所作所为并有改进这个社会福利,反而是对自由主义理念的一种破坏。很多社团都为一些虚无的主义而奋斗,制造了官僚主义的病毒。

时间是稀缺的,是有价值和成本的。参加社团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就存在机会成本问题。当然,机会成本是废话,所以成本都存在机会。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花时间做别的事情。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说过,人的思考习惯有时候很懒惰,凡是听上去就很正确、很舒服的观点,基本上都可能有陷阱。可惜人们习惯了思维的惰性。在这种情况下,大一新生没有经验,就会盲目相信社团的广告,所以在糊涂之中参加了。

不能说大学生参加社团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这种用处不大。有些社团还是很不错的,比如中山大学金字塔学社。该社团创办于1981年,是中山大学现存社团中成立最早,唯一跨越文理学科,自然科学、社会关注、人文精神三者并重的综合性社团,其主旨是“营造校园学术文化氛围,提高学生社会意识”。在今天的中大,谈起“金字塔”,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不是尼罗河畔那些古老的建筑,而是一群古怪的人,他们构成了中大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最古怪的一个社团。这些人是“理想主义者、辩士、思想家、二流诗人、清谈家、书蠹和不学无术者的集结”。可以说,金字塔学社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社团,但是这种社团实在太少了。

有的大学生希望通过参加社团扩大交际圈,不可否认有点作用,但是用途不大。其实,扩大交际圈方式很多,参加社团这种方式的成本实在是很高。就是为了认识这么几个人而参加社团,实在是不值。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要考虑成本,而不是盲目去做。当然,大学生要多点交际,学会和别人交往,但是社团并不是一种最经济途径。

逃课是一门经济学

无论重点大学还是一般院校,学生逃学旷课现象普遍存在。有关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学生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而公共课逃课率已达50%以上,选修课达60%。对大学生逃课现象的是非评说,大学师生也是各执一词,褒贬不一。从经济学专业角度来看,逃课是时间资源重新界定。要知道时间本身也是一种资源,逃课就是改变原先的用途,进行重新选择。

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选择A用途就不能选择B用途。逃课的本质就是改变时间用途,从而选择时间最高一项用途。有的老师上课只是念讲义,内容没有一点新意,所以学生上这种课程的收益几乎是零。上课没有任何收益,但是时间是有成本的,永远都是一个机会成本。花一个小时来上这些课程,就白白浪费这一个小时,要是不来上课,这一个小时是可以花在别的用途。现在,这一个小时被浪费掉,所以就做不了别的事情。要是把这一个小时到图书馆看书,说不定收获更大。即使花这一个小时去谈情说爱,也能得到精神的愉悦,总比听无聊的课强得多。

可以说,逃课不是学生的错,只是对时间资源的选择作了修订。有的老师照本宣科,一点趣味都没有,学生来上课就是一种受罪。《沈阳师范大学学生手册2007版》中提到,低于30%的出勤率该门课程班就得取消,这样有可能导致老师下岗。有的高校为了防止学生逃课,从而宣传逃课的坏处。南京一所大学给大学生们的教育成本算了一笔账,结果是大学生一节课的成本是25.2元。很多大学生就发出感慨,原来逃课的成本如此之高,纷纷表示以后再也不逃了。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对。要知道,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学费已经支付,不管是否逃课,都不能收回来。所以上一节课不是25.2元,而是上这一节需要放弃最高的代价,这才是真实成本。

读大学不再是免费了,作为学生交了学费,却不愿意上课,那么说明什么问题?我想这个就好比,顾客到饭店吃饭,自己花钱点菜,但是却不愿意吃这些菜。为什么自己花钱点菜却不愿意吃,我想可以解释就是,这些菜实在难吃。花了冤枉钱,但是不再想冤枉自己的嘴巴。如果那些课程趣味无穷,那么他们会选择逃课吗?新东方课程,我们却很少看到只交钱而没有去上课的学生。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他上课从来不点名,但是不仅没有出现严重逃课现象,反而每个人都抢着去听他的课。这个学期,周其仁教授在北京大学理教117室上课,这个教室有520个座位,不仅坐满了,并且还有好几百人站着听他上课。

如果考试时,学生可以作弊,或者老师提前告诉学生试题,那么还有多少学生会认真学习?一个学生经过严格考试之后,能够取得好成绩,那么他就是优秀学生,而不是他到底有没有逃课。即使他一节课都没有上,一样可以考出非常好的成绩,那么就应该给他掌声。因此,作为老师就应该在最关键地方把关,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那么就不用老师动员学生要努力学习,他也会努力的。

对于大学生来说,盲目去上课或者逃课都是不理性的。一般来说,公开课的收益很低,所以逃课率都很高。专业课相对收益高一些,逃课率也自然低一些。当然,老师上课好坏程度决定逃课率的高低。像周其仁教授这样的老师,几乎没有人逃课,反而是大家争先恐后去听他的课。

说实在话,中国的大学教育缺少知识探索与思考,不是照本宣科,就是填鸭式灌输。这样的课堂,还不如自己看书。有的老师,花了一个学期时间把一本教科书照本宣科讲完,但是要是学生自己看的话,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完。这种情况下,何必给老师折磨一个学期?

不管怎么说,逃课是一门经济学。作为一名学生,应该懂得逃课的学问,突破观念束缚。不要随波入流,跟着别人逃课,而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逃课。

从补鞋说起的经济学

所谓的省钱,并非是节约的同义词,而是保持效用不变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付出成本。可以说,省钱是一门学问,这需要知识投资的。当然,省钱并不等于要吝啬,而是实现货币的个人主观效用最大化。

我有一个朋友,她和我说她哥哥的事情。她告诉我,她哥哥收入很不错,所以她哥哥的观点就是既然钱赚得容易,那么花钱就没有必要计较这么多。总之赚得来,就花得潇洒点。她哥哥买东西不喜欢讨价还价,觉得喜欢就购买。举例说,她手机坏了,然后她哥哥就说,给她钱买新手机,而没有考虑过修理与购买新手机之间的成本关系。

我这个人在花钱方面,还是相当计较的。如果一双皮鞋价格是120元,可以使用一年。穿了一年,皮鞋坏了。要不要补鞋,这是我经常遇到的问题。假如补鞋的价格是5元,那么我就做这个预期,起码补回来能够穿半个月以上,否则就不合算。因此,每次我的鞋子坏了,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要不要去补鞋?

有一次,我在使用取暖器时把裤子弄坏了。看着一条新裤子变得这样,我很痛心。我仔细观察一下,发现被弄坏的位置不是很明显,即使补上来,人家也很难发现。就这样,我花了3元把裤子补好了。当然,要是弄坏的位置很明显,我就不会选择补它了,毕竟补回来的收益不同了。

我认识的网友很多,并且遍布国内以及国外。当年,我有一些事情去了北大。那是我第一次去北大,对北大环境不是很熟悉。突然,我想到自己有一个网友是北大的,于是我打电话叫他出来帮忙。要是没有他的帮忙,或许我的事情就不会解决这么顺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我的成本降低了。

我在网上认识一位在珠海的网友。我和她说,如果我上去广州一趟,就顺便过来珠海和她见面。以货币成本来计算,广州到湛江直达车是165元,广州到珠海65元或者70元,珠海到湛江直达车是135元左右。因此,如果我到时来广州成为事实,那么去珠海见她的成本就变得很低。同时,我还可以见在珠海的其他朋友。

如果我刻意跑去珠海和她见面,成本就变得非常高。但是我如果有事到广州,那么再去见她,成本就降低很多。那晚,我和一个朋友一起见了一位北大老师。这位北大老师和我们说,这次有机会出差广东湛江,所以我们见面成本降低了。

20世纪90年代之前,补鞋非常流行。拖鞋坏了,就拿给人家补鞋。后来,补鞋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发现拖鞋或者凉鞋坏了,补鞋不是很合算了,所以干脆买新的。我初中同学的大伯,曾经从事这个补鞋职业,但是90年代中期之后,他不再补鞋了。现在,补鞋的人还有,但是他们都是补皮鞋或者价格比较贵的凉鞋。那种点着火进行补鞋的,已经失业了10多年。赚钱艰难,所以我们要学会省钱,尽量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效用。

为什么古人喜欢用文言文

文言文的特点就是追求文字上的简洁,词语晦涩难懂。用白话文写作起来,表达出来更容易理解,读者也容易明白。为何就不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呢?其实,并不是古人偏好文言文,而是成本决定的。要知道,古人写字,用刀把字刻在竹简上。尽管后来有了纸和笔,但是造纸的成本还是非常高,所以他们不得不用最少的字和词表达出来。

古人发明文言文,这是当时局限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人们有急事的话,就选择打电报。电报是按照字数收费的,所以人们都是想尽一切方法减少字数。从语法角度来看,电报内容都有病句。发电报的人并不是喜欢用病句,而是出于成本的考虑。

约束条件发生变化,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现在,人们不会选择用文言文来写作了。这和人们表达的成本有关系,所以就不会约束自己的字数。明清之后,造纸成本降低之后,就开始兴起白话文写作了。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们更是普遍采取白话文写作。21世纪以来,人们普及用电脑,打字速度提高了,更是废话连篇。

尽管文言文有简练的方面,但是要读懂其中意思,非要下功夫不可。可以说,很多人都不喜欢文言文。毕竟,我们要搞懂其中意思,花费时间成本太高了。同时,对语境理解的偏差,可能还会造成很多没有必要的误会。

现在,语文教学之中,对文言文还是相当重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既然文言文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那么就不能以保护文化的名义,强制人们去学习文言文。可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文言文是没有作用的。花时间去研究文言文,还不如让他们学习一些生存技能。

当然,把文章写得精练是必要的,但是精练的前提是让读者看得明白。文言文也有精练的好处,可是也让读者读得很吃力。因此,文言文已经被市场淘汰了。文字在于传递信息,相对文言文来说,白话文传递的成本更低。

文字只是传递、交流的载体而已,但是有的人故意出口文言文,从而显示自己高深。实际上,这样做只能增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增加交流的成本。因此,并不是古人喜欢用文言文,而是当时成本决定他们只能这样做。

为何农村生活成本比城市更高

表面看来,农村生活成本比城市要低。人们之所以觉得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那是他们只是看到消费支出的比较,却忽略了生活的质量比较。也就是说,一个月2000元在农村里消费获得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人们通常说,在农村里生活不方便,这个“不方便”就是高成本的体现。

可以说,农村里很多东西都卖得比城市里贵。就拿猪肉来说,农村价格通常比城市要贵,一般一斤都贵好几元,甚至贵10元都有。价格贵是一方面,同时质量也是比城市里要差。很多东西,农村价格都比城市贵出20%左右。生活在城市里,出去买东西也很方便,但是在农村就很麻烦,要是这些成本都算进去,更是高得惊人。

现在农村也可以上网,但是如果电脑坏了,出去维修的话,那是相当麻烦的事情。农村里没有维修店,要拿到镇上,这一趟是多么不容易。要是以前,镇上都没有维修店,还跑到市区去维修。把这些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加起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成本是多么高。要是在城市里,这个成本就低很多了。

很多人都习惯在网上买书,价格一般都比实体书店便宜一两折,并且还可以送货上门。要是生活在农村里,就无法享受这项服务。一些农村教师,他们为了买几本书,有时还要跑到城市里。要是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这个成本是可以避免的。

我有一个朋友在农村教书,深刻体会到农村生活各种不方便。有一次,她的同事和她开摩托车到20多公里县城里吃消夜。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或许就是几分钟的行程。就算在农村有东西卖,但是时间却有限制的。在农村的菜市,下午就没有东西买了,但是在城市超市里,晚上也可以买到猪肉的。

农村生活成本比小城市要高,小城市比大城市要高。或许,大城市生活成本看起来是惊人的,但是附带各种福利也是很多的。北京房价高得惊人,但是北京交通价格也惊人便宜,同时还有很多资源可以免费使用。北京有国家图书馆,并且免费开放的。图书馆里有很多图书和资料,免费提供开水,还可以躺在沙发里睡觉。在北京生活,还可以免费听很多讲座。同时,北京治安也相当好,这也降低人们出门提心吊胆的成本。

我一个朋友在云南芒市买一台惠普笔记本电脑,价格是14000元,但是他到深圳去转了一圈,发现只要2/3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他说,一双耐克鞋,在云南德宏600多元,而在杭州,同样款式的鞋子,430块钱就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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