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静海区大邱庄小产权房 很少再回大邱庄,其坟墓无人打理

从昔日“庄主”沦为阶下囚,禹作敏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家道中落后,他的子女又过得如何呢?

一、昔日“庄主”、锒铛入狱

1993年4月15日,天津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收到了一封市里发来的电报:“高德占同志今天下午2点30分邀请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他参加。”

收到通知后,老谋深算的禹作敏立刻意识到了事情不妙。

为以防万一,他决定带上一名贴身保镖和三名亲信一同赴约。

一行人行驶到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时,保安人员却将他们拦下:“只准禹作敏的车子进去,其他人一律远离!”

此时,禹作敏心里已然警铃大作,但也无可奈何,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工作人员进去。

走进房间后,等待他的并不是市委书记高德占,而是多名全副武装的干警。

他们向禹作敏出示了拘留证,并以包庇窝藏、阻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等犯罪行为将他依法刑事拘留。至此,这位不可一世的“庄主”终于落入法网。

在静海县,禹作敏无疑是个风云人物。1974年,在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后,他骄傲自大、狂放不羁的心态也逐渐显现出来。

他住进了大邱庄最豪华的白色别墅,出入都乘坐奔驰汽车,每天接受着来自各地人士的“朝拜”;就连部长级别的干部来开会,他也不屑一顾:“别理他们!”

掌权后期,他开始无视政府、动用私刑,接连造成了两件命案。当时,其行政上的领导寇树仁曾专程来到大邱庄相劝:“不应该和政府、法律作对。”

禹作敏却答道:“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咎由自取,最终将他推下历史悬崖。

经过多达38次的传讯,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等八人做出宣判。

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车之鉴》的社论,文章要求:“全国人民一定要从大邱庄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决不允许在党内和人民政权内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

最终,禹作敏因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和非法管制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二儿子禹绍政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父子俩双双入狱。此后,禹作敏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二、狱中反思、学法守法

据天津监狱的看守员、管教员回忆,刚进监狱时,禹作敏几乎是个“法盲”。

在生活方面,他仍然摆着“庄主”的架子,不肯吃监狱的饭,常常自掏腰包让看守员去给他买饭买菜,也不肯像其他人一样穿囚服、理发。

对于这位特殊的犯人,管教人员并没有网开一面,而是指出:“只要走进监狱,你就是犯人,就必须遵守监狱的规定!”在法律面前,禹作敏最终还是低下了高傲的头。

入狱的前几个月,禹作敏曾有过轻生的念头。好在,管教人员对他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经过三个月的入监学习后,禹作敏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改变,对自己的罪行也做出了反思:“我是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迈错了步。”

一次与管教员交谈时,禹作敏曾问道:“我还有许多想不通的,比如人不是我杀的,很多事也不是我亲自做的,我只有领导责任,为什么要判我有罪呢?”

管教员回答道:“法律是最公正的,绝不会因为你是领导就不负责任,我们都是以事实为根据。”

听完他的话,禹作敏才恍然大悟:“原来法律还有这么多条条款款。”

1993年10月16日,禹作敏的妻女来探监时,他反复叮嘱道:“一定要让绍国(禹作敏的大儿子)学法、守法,我就是不懂法,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然而为时已晚,他已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入狱后,禹作敏最大的心愿便是早点回家与家人团聚。

据监狱管教员回忆,当时禹作敏经常跟同监舍的一位犯人说:“别看你是五年刑期,我要走得比你早!”服刑期间,他也经常对着窗外叹气:“什么时候能出去呢?”

随着时间推移,禹作敏幻想逐渐破灭,情绪开始变得低落起来,身体也每况愈下。1994年上半年,因上腹疼痛、贫血等疾病住进了天津某医院。

经检查,他患有慢性胃炎等10余种疾病。此后,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出现吐血、便血等症状。

考虑到其身体情况,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天津市领导批准他保外就医。1997年,禹作敏96岁的老母亲病故,司法部门曾允许他回家探望。可由于伤心过度,他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并于1998年转入了天津天和医院治疗。

在这里,政府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待遇,不仅允许他老伴前来照顾,还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除了不能出医院大门外,禹作敏可以在院里随处行走。

虽然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但禹作敏仍然想过自由人的生活,曾多次表示:“我想回家。”

据医院方面回忆,禹作敏曾指着脑袋对医生说:“我的病在这里,你能替我治好吗?”1999年10月3日凌晨1点,禹作敏在天和医院内去世,终年69岁。

关于禹作敏死因,一直有两种说法。有传言称其因无法忍受铁窗生活,选择服药自杀,亦有传言称其死于心脏病突发。具体原因如何,目前尚未定论,皆为谣言猜测。

禹作敏去世后,禹家子女提出要接回家。考虑到禹作敏当时仍在服刑中,天津市领导驳回了这个要求,不过亲属可以在火葬场进行吊唁。

火化后,禹作敏骨灰被运回大邱庄,安葬在了镇西禹家的祖坟上。他墓碑、坟头形状与其他人无异,完全看不出这里埋葬着的,是昔日叱咤一时的大邱庄“庄主”。

而随着他离世,大邱庄的“禹作敏时代”也正式宣告终结。

三、禹家没落、子女流离

在这之后,大邱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邱庄经济开始低迷,大多数企业都陷入停产状态。

2001年,大邱庄全年财政总收入仅有3700多万元,仅仅是建镇初期的水平。

不过,大邱庄村民们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对当地企业进行了改制,吸纳了不少个人和社会的资金,将企业逐步盘活。随着钢铁市场的走高,大邱庄经济也逐渐开始复苏,2006年财政收入攀升到了2.4亿元。

接受采访时,大邱庄一位官员不无骄傲地表示:“有了梧桐树,招来金凤凰。原来转移到外地的企业重新回到大邱庄发展,天津、北京、浙江等地的企业家也纷纷投资建厂。大邱庄不仅活了,而且再次腾飞了。”

大邱庄恢复了繁荣,而禹家却已在这个村庄销声匿迹。禹作敏的长子禹绍国原本担任大邱庄企业集团副总经理,禹作敏出事后他便卸任了。

据大邱庄村民介绍,“此后他赴天津经商后,很少再回大邱庄”。

禹作敏的二儿子禹绍政一直被当作他的接班人培养,服刑结束后,他和母亲范氏一起离开了大邱庄,前往天津谋生,在“天津服装一条街”经商。据大邱庄一位干部回忆:“不少媒体想要采访他们,都联系不上。他们现在只想过不被人打扰的平静生活。”

禹作敏的长女嫁给了原大邱庄津美集团总经理赵书忠,其他两个女儿也早早嫁了人家,很少插手集团内部事务。

禹作敏出事后,她们有的留在了静海县,有的则去了天津,过上了平凡低调的生活。

如今,位于泰山路的那栋禹作敏曾居住过的白色别墅仍然矗立在大邱庄。在禹作敏当权时代,这座别墅有着“小中南海”之称,三层的别墅内配备了客厅家庭酒吧、办公室、套房,使用的全都是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随着禹作敏锒铛入狱,这座别墅不再有人居住。禹作敏去世后,由于产权不明,这座别墅一直被搁置,再也没有了昔日的繁荣。

如今,别墅的附近已经是杂草丛生,门窗上也布满了灰尘。别墅外的台阶上到处散落着没有烧尽的东西,如烟盒、毛巾、花圈和挽联,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破败与凄凉。

禹作敏的子女离开大邱庄后,他坟墓无人打理,逢年过节也没有人去祭拜。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滥用权力、与人民为敌,最终必然逃不过被人民背弃的命运。

参考文献:

中国经营报《风雨大邱庄:禹作敏的狂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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